我有幸与张先生有几次零距离接触：共同编辑《数学教学》杂志；早期向他学习“现代数学”，赴日参会研讨；后期赴京研制全国数学教学大纲，编写上海一期课改数学新教材。从中我亲眼见证了他独树一帜的开创性研究，其中既有平面的——系列著作，也有立体的——步步领先的眼界和行动。至今还记得一些妙语金句，与大家共赏。
在《数学教学》定稿签发时，张先生边阅边议：要提倡第一线教师写稿，写文章不能光靠拍脑袋，应该有实验，用数据说话；要提倡数学系教师写稿，这是数学系的传统，如老前辈孙泽瀛、李锐夫、程其襄等先生都写过，教师出国回来都要写一篇，如曹锡华先生这样；要提倡写有新意的文章，反对白开水文章、八卦式文章、无病呻吟的文章；反对“浅谈”类的文章，没有深入研究不如免谈；反对高考中的题海战术，炒冷饭，杂志不要去凑热闹。
要加强作者、读者和编者的沟通。例如通过问卷调查，征求读者意见及建议，评选最佳作者和最佳文章；每逢五逢十杂志年庆要以特约稿、专家访谈、纪念专文等方式扩大影响。
杂志要根据社会热点开辟新专栏，例如张先生亲自主笔的“编后”栏目，文章短小精炼，针砭时弊，颇受读者欢迎，反响很大。
八旬高龄的弗翁，由陈昌平先生、张奠宙先生从荷兰远道请来讲学，唐瑞芬先生不仅是翻译，而且参与重大讨论与参谋。由张、唐两位提炼成的中式短句，例如，“数学分为思辨性数学与程序性数学两类”；数学教育要“数学化”，要“再创造”；在强调数学教学的价值时，批评把“火热的思考变成冰冷的美丽”。这些短语言简意赅，现已广为流传。
在北京参加全国大纲关于“复数”及“平面几何”讨论时，当时正值反对教材的繁、难、偏、旧，一些人主张改革要大刀阔斧，复数内容只字不提，连根拔去。记得张先生在会上大声疾呼：内容要更新，但基础决不能削弱，要谨慎处理平面几何等内容，学习舞台上的梅兰芳—步移身不移。
在陈昌平、张奠宙等先生大力提倡下，向量内容虽首次进入上海市初、高中教材，但是，怎样在教学中与原有的欧氏几何内容和谐相处？前无模式可仿。当时在小范围讨论时，张先生归纳成：直观认知——操作确认——逻辑论证——度量计算的16字。他在《数学教学》上发表“话说向量”，并撰文为向量首次进入上海市初中教材叫好。
张先生在早期编写一份有关“现代数学”的讲义时说：“数学教育学”不等于“数学”盖上“教育学”，如果作者没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就无法把数学与教育学两者溶为一体。
1998年参加国际会议时，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问：“综合性大学教物理与师范大学教物理，有什么不同？”张先生当场回答：“师范大学的教授应该善于将课本中的学术形态转变成教育形态，使得学生易于接受。”
张先生不仅敢于领先，且善于领先。
早在1984年，连续5届，张先生他自编讲义，主讲“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课程，我曾参与教学，并加以补充。这份讲义最后成书出版。现在回头看30多年前的观点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曾想再写个删节本，后未如愿。
早在1992年，随张先生受邀同往日本，在“中日数学教育共同研究会”上，我亲自听到他的论文报告中提“东亚数学教育学派”的观点，从此启动了深入研究“华人数学”的课题，带着“华人数学教育”“东亚数学教育”特色的研究逐步走向世界。
《数学教育学》，起始于1985年，曾与历届研究生、进修教师举行了多次的讨论班，逐步积累材料，经几次改写才成书。被普遍认为是较早较有新意的一本数学教育学教材。
《中学几何研究》、《中学代数研究》写作起自2002年，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学教育系列教材。本书的编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体系、材料、观点许多也都是最新的。
《数学文化教程》，是一本与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初等数学都不同的大学通俗数学，尝试改变以往数学只是理科学生独享，而与文科学生无缘的局面，尽量为学生把难啃的数学牛排烧得“酥软”一些。
张先生曾担任研制全国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两组长之一，上海教材审查组组长，曾主持教育部数学教育高级研讨班长达15年，连续参加5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并发表演讲，又主编《数学教学》专业杂志三十年。在不断进行中外对比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提炼出如下6个特征：“导入教学、尝试教学、师生互动、变式教学、数学思想方法教学、从‘双基’到‘四基’的教学特色”，这些特征，既与国外先进理念相衔接，也体现了本土化的创新。
以上举例，挂一漏万，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概括出张先生的治学之道是“永不知足，敢于善于领先”。尤其时至今日，还笔耕不止，令人叹服。
结束本文，值得提及的是他一贯对同事、朋友、晚辈的帮助和提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众有同感。
张先生近两次住院，都愉快邀我合影，且用手机传给我照片，要我比较两年来的变化（见图1、图2）。2018年8月27日，他在病床上用歪歪斜斜的字体为我签名赠书（见图3）。
今日怀念张先生，不胜伤感。
图1
图2
图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