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安，概率统计学家，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华东师范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终身教授。他在论文《黎曼流形上的鞅收敛问题》中提出的理论被国际同行称为“郑氏定理”。1986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国家级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文革”期间，郑伟安在街道房修队从事木匠工作时，通过自学掌握了高等数学和5门外语，并撰写了高质量的概率统计学学术论文。1978年以初中学历被华东师范大学破格录取。1980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1984年获法国国家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86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授。郑伟安的成长历程，深刻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乃至高校人才选拔机制、培养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与变化。为此，我们在郑伟安教授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采访。
1968年，我从上海市长乐中学毕业，名义上是初中毕业，但实际上因为1966年我初一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只学了一点点语文和数学，初中的主要课程，比如平面几何、物理、化学等都没有学过。
毕业之后，因为我患有支气管哮喘，申请上山下乡没有被批准，班主任通知我安心在家待分配。那时候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可惜，又因为那时提倡学习马列，于是我就开始自学哲学，从《矛盾论》、《实践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始，一直到读了不少马列的原著。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他正在自学数学，高中数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也到旧书店买了高中教材开始自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初、中高中数理化全学完了。一开始，我花了3个月就把平面几何学完了，之后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于是找了“文革”前的数学竞赛题，结果发现还是做不来。后来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借到了华罗庚先生写的 《给青年数学家们》，其中介绍了自己怎么自学的。我发现华罗庚也和我有一样的自学经历，在书中提到他自学起先贪快，学习效果不好，结果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于是我也从头开始学，这一次我改变了学习方法，每一个定理不是看懂他的证明过程就算了，而是合上书，自己重新再证一遍，过两周再回过来，看能不能再证一遍，这样就比较踏实，于是花了约一年时间，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包括英语都学完了。
1971年前后，我觉得可以自学大学课程了。那时候社会上学无线电很热，最初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自学无线电，于是自学了微积分、普通物理、理论力学以及无线电专业的一些课程，差不多大学工科前三年的课程都自学完了。1973年暑假后，我被分配在街道五金修理工场干了半年，1974年又转到街道房屋修建队担任木工。那时候我想，如果继续自学无线电，但是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元人民币，学无线电要设备，而购买实验设备的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就比较大，所以决定转学数学，觉得学习数学经济压力可能会比较小。于是我把自己组装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卖掉，换来10元钱，买了大学数学书，开始自学数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学系统的自学教材，我最初买的一批数学书中有几本来自复旦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教材，书后附录了大学数学系课程总目，这样我才知道了大学数学系要学习哪些科目，然后就据此寻找同名的数学教材。那时候我为找书花了很大精力，只能经常跑旧书店，也不管这些书是不是一个丛书系列中的，就是按照科目名称，发现一本买一本。至今我还记得，我自学《实变函数》用的是吉林大学的教材，而《概率统计》用的是同济大学的版本。实在买不到的书，就去图书馆和阅览室看，我的《高等代数》与《拓扑学》课程就是分别在卢湾区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学完的。
街道房屋修建队的“小木匠”
自学完成中学和大学本科课程
1976年初，我的一个堂兄看到了我的论文，他和华东师大数学系的程其襄先生是亲戚，所以就为我引见了程先生，我把我的论文给了程先生，请他指教。1977年，在我一次去拜访程先生的时候，恰逢华东师大数学系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郑启明老师也来看望程先生，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瘦瘦的，高个子，他翻看了一下我的论文，据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好看到我论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我引用了5种语言的专业文献，因此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问我是否愿意把论文拿到华东师大数学系再去给其他老师看看，我当然很高兴，程先生也表示支持。后来我听说，郑启明老师不但把我的论文给了华东师大数学系的老师，还寄到北京征求了中科院数学所专攻概率学的严加安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是我的论文证明正确，其中有一些结果甚至是新的。
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华东师大最初考虑让我这个初中毕业生跳级读大学一年级，但是后来发现我已经掌握了大学数学系专业课程，那时候，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在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时候，提到有不少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年轻人通过自学成才，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认同。苏步青先生获得特批，可以在1977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组织考试招收研究生。因此，华东师大也有了准备破格将我招为研究生的打算。
一天，我正在屋顶干活铺油毛毡的时候，有人在下面叫我，说有大学的人来找我。我赶到房修队队部，华东师大数学系的两位老师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决定对我组织专门考试。两周后，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馆的一个小教室里参加了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考试。考试之后，华东师大数学系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对于我的业务能力非常满意。他们把我的成绩上报到高教局，要求高教局批准录取我为华东师大研究生。
但是，当时还是1977年，学校工宣队到街道里委会调查我的政治情况，虽然我已经在1975年加入了共青团，但据说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录取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情况被当时卢湾区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了解了，那时区委正在调查区内社会青年的能力，这位领导同志了解到我能够用5种外语阅读数学专业文献，并完成了数学专业论文，还通过了华东师大组织的考试之后，在全区干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的自学，这样我才通过了“政审”这一关。
虽然华东师大1977年冬季已经将我的详细材料上报，1978年2月又正式提交了报告，但有关部门认为对我的提前录取不符合规章制度，坚持要求我在1978年暑假后再重新参加统一考试。但是可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党委书记陈准堤最后还是决定对我实施破格录取，让我在1978年春节后就进校报到，8月开始学习。而我的研究生资格最后是在1979年10月才得到有关部门批复事后确认的，我总算被列入1978年研究生培养名单，结束了“黑户口”身份: 在这之前，我领到的学生证上只有我的名字，学籍栏空白，而按照当时规定作为研究生的工资也只能从教工生活补助费中垫支，连拿的借书证也是受到限制的“临时借书证”。
1978年破格考取华东师大研究生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作为青年自学者的代表，被选为上海市科学大会代表。1978年2月，上海市科学大会顺利召开，会前，我得到通知，要我准备作大会发言。我当时高度紧张，因为我那时还不到26岁。在这次大会发言的都是学部委员一级的老科学家或者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我一个小年青，要对着两万人讲话，几乎吓坏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进会 场时，之前采访过我的新华社的记者陈毛弟同志走过来对我说:“你这次不代表你自己，你要想想，你代表的是很多像你这样，拼命想学习但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发言，不要只想到你自己，你是代表了你们这一批人发言。”听了他的话，我才一下子镇定下来，最后，我以《发扬攻关精神，努力攀登数学研究高峰》为题，作了大约5分钟发言。发言中，我说到“我这样一个小‘木匠’，却想攀登科学高峰。”此后，“小木匠”成了伴随我一辈子的“绰号”，不少媒体乃至师长、朋友见了我都称我为“小木匠”。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由魏宗舒和茆诗松两位先生担任我的导师，当时《测度论》、《矩阵代数》等几门研究生必修基础课我自学时候都已经学过了，就向导师反映不必再重新学习了，于是茆老师同意让我准备一个星期，然后提前参加有关课程的考试，我的基础课就这样通过考试得以免修，让我腾出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和从事科研。魏先生和茆先生的研究领域都是偏重数理统计，但是我的兴趣和特长是在概率论理论研究，虽然当时按照规定改变专业研究方向都需要经上级部门审批，但是在导师支持下，数学系同意我改变研究方向，而且破格让我作为华东师大代表参加全国数学年会和莫干山概率论暑期讨论班，让我在与同行的交流、学习中开拓视野。
1979年，我在莫干山参加中科院数学所举办的概率论暑期讨论班。当时侯振挺先生提出，苏联里普采尔、施里雅耶夫的《随机过程统计》中有两个定理没有给出证明，中科院的严加安就对我说 :“小郑，你冲劲很足的，这个题目给你，你去证证看。”我那时候也是毛毛糙糙的，先是找了个反例，随后给了个证明，结果和复旦大学的汪嘉冈老师交流的时候被他很快看出漏洞，第三次我又找了个反例，终于成立了，从而把两个定理都推翻了。后来我据此完成了《关于随机变量的条件期望序列的收敛性的注记》，我提出的这个反例被侯振挺先生推荐到了国际概率论研究的顶级杂志《概率论及其临近领域纪事》上，因为这两个定理很多书都在作为理论基础引用，所以我的对这两个定理的推翻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这篇论文之外，我在校两年还完成了三篇论文，都在SCI所收录学术期刊上获得发表，加上专业课程我都已经通过，198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我的毕业论文《关于鞅论的一些研究》答辩会，同意我提前毕业。这在当时也是破格的举动，上海《文汇报》都作了报道，还为此组织了专题座谈讨论，对教学改革的自主招生、灵活学制等措施进行讨论。 应该说，我从来没想过提前毕业，所以在组织上让我提前毕业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我总是用一句话勉励自己: 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小木匠”今天的机会，祖国培养了我，我一定要为党的好政策争气。
1980年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后与专家合影
前排左起：严加安 魏宗舒 曹锡华 成平
后排左起：茆诗松 汪嘉冈 郑伟安 何声武
1981年底，在学校安排下，我作为华东师大访问学者，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那时候，在与我一起获得出国进修机会的教师中，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真能出去。有人还说，怕在登上飞机后被叫下去说还有问题没查清楚。我对自己能出国也是不敢全部相信的，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好，给像我这样愿意学习的知识青年们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出国以后我才懂得了，如果再不搞改革开放，中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就要被拉得更大了。进修期原定两年，也没有拿学位的任务，我在法国的导师梅耶教授根据我在法国期间的表现，建议我在法国再多留一段时间，他愿意资助我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根据外事纪律我征求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学校的意见，大使馆他们非常支持，表示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是法国荣誉很高的最高学位，当时中国人获得这个学位的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能够拿到是为国争光的事情。我给学校写信，华东师大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延长了半年在法国的进修，最后也没有参加有关的考试，1984年6月直接参加答辩，破格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从法国回来后，我回到华东师大，为研究生讲授随机力学课程，这是国内首次开设这门课程，将概率理论引入物理。我当时带了两个学生，陈振庆、王嘉平，现在也已经40多岁，都已经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了。1985年我前往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半年的访问副教授，随后受英国爱丁堡大学邀请担任re-search assistant。当时我在英国的合作伙伴莱恩斯教 授与我年纪相若，是当时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不过他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正在街道房修队学木匠，而我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进行博士后研究，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我和莱恩斯获得合作伙伴资格是不敢想象的。我在英国原计划工作3年，考虑到华东师大的教学任务，我和爱丁堡大学沟通后，改为我在1985年~1986年、1987年~1988年两个学年赴英国，中间有一年回到华东师大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里，华东师范大学根据当时积极鼓励青年学者的政策，在我的工资标准、住房分配等方面都打破年资要求进行了倾斜照顾，以便让我专心于科研。我回国的时候，一下子把我的每月工资标准定在84元，比很多大我十几岁的老师都高。虽然没有正式评定职称，前往德国交流的时候，学校特别同意我以副教授的名义对外。那时候很多中年的老师都没有升教授，而1986年1月，34岁的我被破格提升为教授，这在当时 ( 20世纪80年代) 可能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了。当年7月，我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确定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对自己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博导的事，至今还对华东师大各级组织的关怀有非常感激之情。
201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