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9年建国以来, 数学教材基本上照抄苏联。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 中小学数学教材不断改革, 一直持续到今天。经中央政府批准, 上海市的课程设置可以与全国不同, 领先一步进行改革试验。郑启明同志撰写的这份回忆, 记录了上海市在1960年代进行数学教材改革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的方案固然有冒进的倾向, 但是其中许多有价值的思路, 尤其是1962-1965年苏步青教授主编那套教材，对后来的数学课程改革具有深刻影响。 本文现已刊登在2010年8月的《数学教学》上。
1960年1月间, 我被任命为系党总支副书记。同年春节期间, 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召我去他家中谈话。向我传达了上海市委杨西光的批示, 大意是``形势逼人, 教育要革命。北京已着手编中小学新教材, 我们要闻风而动, 立即组织力量编写一套上海市中小学数学革新教材。由师大具体负责成立一个中小学数学课程革新委员会, 请苏老(指苏步青教授)当主任委员, 立即开展工作。所需人力、财力, 市里全力支持。''常溪萍命我抓好这项工作。
于是我立即与各方面联系, 成立``上海市中小学数学课程革新委员会(下称``革新委员会)'':
主任委员: 苏步青
副主任委员: 郑启明 姚晶
委员(按姓字笔划为序): 叶懋英(同济附中) 朱凤豪(吴淞中学) 余元希 谷超豪 杨荣祥 赵宪初 赵泽寰(虹口中学)
唐秀颖 蒋卓慕(实验小学)
上述名单中, 副主任委员还有复旦数学系总支书记葛林槐, 但后来没有来。委员名单中, 可能遗漏个别同志。
``革新委员会''于元宵节前集中在复旦大学陈建功教授原住宅中, 关门讨论, 拟订方案。分``前言''和``大纲''两部分。由我起草``前言''初稿, 说明为培养学生勇攀科学高峰奠定基础。指出原来中小学数学教材照抄苏联, 人为降低水平, 内容陈旧落后, 搞烦琐哲学, 脱离实际, 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等等, 必须改革。并且提出改革的几点意见。``大纲''部分, 按十年制小学、中学各五年, 中学三年级可以告一段落进行设计, 以便有些地方中学只能普及八年。内容上, 按杨西光同志所说, 大意是``能编多高就编多高, 能编出教材来就行。至于教么, 可以派大学教师去教''。但我们比较保守。最高点是常微分方程初步(一阶)。 重积分也没有列入。还增加了解析几何、古典概率、数理统计、数据处理、测绘、制图学等。平面几何精简了许多, 不少``显而易见''的定理改作``公理''。 有的变为练习题, 有的计算题下放到小学数学中去了, 正负数也下放到小学。总之, 腾出时间来, 学``高等数学''。体系上采用``一条龙'', 形数结合, 不分什么代数、三角、几何, 只称``小学数学''、``中学数学''。这个方案的全称是《上海市中小学课程革新方案(初稿)》。实际编写时, 杨西光同志多次来现场鼓劲。 我们就放手编, 后来终于把将重积分, 偏微分方程编进教材,《革新方案》修改后成为`修订稿'', 比北京方案略高和宽。 杨西光同志亲自审读修订稿, 主要对``前言''不满意, 认为旗帜不鲜明, 对原来教材存在的问题, 写得不透彻。并指定请谷超豪同志修改。谷超豪同志仔细阅读后, 改了``前言''的前半部分, 对后半部分的改革意见则只字未改。再向杨西光同志送审, 获同意, 并付印。这是制定方案阶段, 大约苦干了十天左右。
紧跟着调集人马集中在我校图书馆, 自1960年3月1日开始进入编写阶段。参加执笔编写的有部分中学、中师数学老师和我系毕业班同学, 人数着实不少, 最多时达80余人。小学数学方面有原市第六师范学校的盛一新老师和陈月珍同志等同志等, 余元希负责指导; 中学数学方面内容丰富, 有原市南中学的吴赞平等老师和我系吴卓荣、王玲玲、袁震东、阮荣耀 (记忆中, 我系1960、1961届的同志应该还有几位参加, 我记不清了。} 等同志参加。 其中传统意义上的代数、几何、三角及解析几何由姚晶、余元希参加讨论和指导, 姚晶同志似乎对三角情有独钟, 且坚持他那套处理方法, 编写中常有争论。 赵宪初、赵泽寰、唐秀颖同志也常来参与指导。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由复旦大学陶宗英同志参加指导。微积分等请张奠宙同志参加讨论和指导。制图方面, 邀请华纺、同济、机院等工科院校制图教师前来参加讨论、指导。工科同志认为, 制图的基本知识和一般零件图不成问题, 但搞机械总装图太过复杂, 也没有那么多的学时, 主张在基本知识基础上, 在民用建筑图方面适当展开。事实如此, 我们同意了。在制图这册书最后附一幅民用三层楼房总体设计图, 由华纺一位老师亲自动手, 精心设计绘制连厕所里的小便斗都标出来, 我们这些理科同志阅后, 颇感标准、精美, 赞叹不已。
我则负责组织指挥。哪册书在编写中遇到了问题, 我就去参加讨论解决。有时感到编写人力紧缺, 则调来人员; 为了联系生产实际, 曾邀请国棉十七厂联校的郁宗隽等同志前来讨论, 提供素材。在编写微积分中, 曾与张奠宙、吴卓荣同志前去复旦, 在原陈建功教授的住宅里与苏步青、谷超豪教授讨论了一个晚上。每编完一册, 我就审阅一册, 认为没有问题了, 送请苏老签发, 跑了几次后, 苏老干脆委托我代签发。 上海教育出版社数编室的张曾漪先生住在师大, 立即进行版面的加工。然后该编写小组同志立即挟了稿子赶去印刷厂(图书馆前有小轿车值班), 坐等厂里师傅们排印, 并读清样。完全是不分昼夜地搞流水作业。终于赶在1960年4月30日前编印出版一套计18本(含练习册1本)中小学数学革新教材, 向``五一''献礼, 向党委报喜。
事情没有完。根据杨西光同志批示, 这套教材在上海的8所中小学试教, 小学从一年级, 中学从初一开始试教。为此, 1960年秋进入试教中学初一的学生, 利用暑假补习正负数等内容。据试点学校试用``革新教材''后的情况反映, 小学数学尚可, 中学数学试教中, 师生都不能接受。 1961年(确切地说是1960年下半年)国家面临经济生活困难, 加上受``大跃进''影响和权力下放,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又高要求, 多指标, 学校教育中许多矛盾凸显, 贯彻国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自是必然。试教``革新教材'', 也难以为继。虽然没有看到市里明文通知``停止试教'', 但连干劲很足的复兴中学校长姚晶同志也刹车了。好在``革新教材''是关门编写, 只是在几所学校试教, 特别是有的试教学校老师, 对原来的代数、几何、三角教材内容体系太熟悉了, 在试教中自觉不自觉地添加了内容, 于是试教``革新教材''成了徒有其名, 不了了之。 回顾这场``中小学数学课程革新'', 应该说有一定收获, 教训深刻, 损失不大。总之, 教育必须改革, 但必须以科学态度, 按规律办事, 头脑不能发热, 千万不能冒进。
1962年7月间, 杨西光同志会同常溪萍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在师大工会俱乐部召开会议, ``革新委员会''原班人马, 除实验小学蒋卓慕同志外都到会。 会上杨西光同志没提``革新''两字, 而是布置编一套上海市中学数学教材。明确以华东师大为基地, 由师大和教育局联名邀请苏步青教授为主编成立编委会, 成员是除蒋卓慕同志外的原``革新委员'', 我系除了我和余元希先生外, 还请吴卓荣同志担任编委会秘书工作。市财政拨专款给师大财务处, 专款专用, 专账处理。 会上决定编委会下设编写组, 编写组抽调市里几位中学数学老师和分配两位师大数学系毕业生(编制属市教育局)组成。 有夏明德(川沙)、史老师(长宁)和数学系分配的毕业生张福生、周玉刚同志等, 编写教材是他们专职任务。 编委会则是出思想, 议定编写大纲, 具体到教材的小节, 不妨称``细纲''。确定每周二为编委会的活动日, 雷打不动。活动地点选在南昌路科学会堂。这次会议后开始了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编写这套教材吸取了编``革新教材''中的经验教训。学制回到初中3年、高中3年。内容方面, 删除了那些高而无当的东西, 概率、统计、数据处理、测量、视图等还是留下来, 最高点是积分初步。体系上, 坚持``一条龙''。对此编委们比较一致。但在讨论具体内容时, 对形数如何结合、几何推理论证如何安排等问题的讨论, 反复多次。 每次讨论了一天, 似乎一致了, 结果在下次会上又推翻了原议, 重新议论。 苦了吴卓荣同志, 花了力气整理出细纲, 甚至抄了好几张大字海报挂在黑板上, 推翻重议意味着他白花了力气。事实上, 几何中确实有一部分内容难以与``数''结合; 几何中也确实要有推理论证。议论中谁也没有否定。问题在于如何把握, 稍一不慎会堕入欧几里德壳中。苏老对几位上海中学数学界前辈很尊重, 只能说``议定的事要记录在案, 不许反悔'', 但还是反复争论。一个学期过去了, 竟订不出一个编写细纲。直到1962年农历大年夜(星期二), 我与谷超豪同志事先商议, 有了初步考虑, 会上发表了以下看法: 一是几何内容可分为定性与定量, 后者完全可以形数结合; 前者难以形数结合, 教材里不妨编上一大块, 这样虽然不理想, 但也无大碍。二是这块几何定性问题中, 可以放弃公理系的``独立性'', 将显而易见的定理变成公理。或出定理而不证, 有的性质定理可以编在习题里。 三是推理论证还是需要的, 可以放在若干``内容和证明方法上有代表性的定理上'', 并给学生于训练。对此, 苏老首先表示赞成, 大家也都同意, 编写细纲就此敲定。
这套教材的编写和5所试教中学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充分。编者除参加每周二的编委会外, 注重调查研究, 他们不辞辛苦, 深入工厂、农村和中学进行调查, 搜集积累了许多宝贵资料; 编写中注重了例题、习题的选配, 且有专人负责。注意了解国外动态, 设法取得国外中学数学教材, 以资参考。如除已有英国的SMP外, 还有日本河口商次编的教材和德国教材等; 尤其重视编与教的结合。不仅让5所试教学校老师了解编写意图, 听取试教老师对教材的意见。而且有些章节编者也上台开讲。 彼此打成了一片。由于稳扎稳打, 又抓紧编印, 至1965年初中6本教材出齐。试教效果很好。除了上海试教外, 北京景山学校也试教, 一些省市还来上海订购试用。 苏老致函关肇直先生并送去6册初中教材。关先生阅后很快回复, 对这套教材称赞不已。接着编高中部分, 可惜``文革''开始, 有的虽编出来了, 但无法付印, 工作停顿了10年之久。``文革''后继续编完了高中部分。
1977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正集中在香山编教材, 我去看望余元庆、吕学礼等先生, 他们对这套教材予以充分肯定, 并在编教材中将它作为主要参考。
总之, 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失败是成功之母'', 1960年代的教学教材改革虽然没有成功, 但其中的积极因素对后续的改革仍有其积极作用。
* 本文作者曾长期担任数学系常务副系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后升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继而调往国家教育委员会，任督导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