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数学系的师资队伍建设

（为写数学系简史提供资料）

郑启明

1960年代初，数学系进行过一次全系科研规划和师资培养计划的制定工作。这项工作对日后数学系的建设有重大影响，我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聊记于此，以供参考。

一. 制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动因

  1.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采取“巩固、调整、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学校领导要求各系把大跃进以来的优秀成果巩固下来，提高师资水平，加强科学研究， 特别是要解放思想不再受所谓“师范性”的束缚。这些认识是总结1951年建校以来正反面经验教训得出的。此外，国家面临经济困难，政治运动停止了， 教师队伍能够休养生息，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同时，大家都认识到“落后要挨打”的道理，憋着一口气要把科研水平搞上去。因此，明确数学系的发展目标， 确定重点科研方向，提高师资队伍的科学水平，是既符合国家需要，也符合广大教师愿望的事情。
  2. 作为高等学府，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本来是没有分别的，也不应该有分别。1952年院系调整时， 我系与综合性大学数学系之间整体上说师资队伍的水平没有多大差距，但是在“师范性”的框子里，不重视、不提倡科学研究。于是除了少数同志外， 我系多数教师在数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停顿状态。在教学上照搬苏联师范学院数学系教学计划，“复变函数论”成了本系课程的最高点， 以至现代数学必须的基础理论知识缺得太多。我们的态度是，要承认落后，但不甘心落后，急起直追，使我系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大幅提高。 尤其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教师身上。
  3. 1959年入学的学生改成5年制，制订了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大致是前三年半开设“一般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姑且把“三高”等称“一般基础”， 把“复函”、“实函”、“线代”、“泛函”、“偏微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称“专业基础”。）后一年半分别开设若干“专门组课程”，学生选学一组，并做毕业论文。 “专门组课程”分别由各有关教研室负责，这是新的更高的要求。不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怎能开出“专门组课程”，更不必说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了。 任务繁重，改变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4. 1960年下半年，党委副书记杨希康来我系蹲点，要求我们制订规划，抓师资队伍建设。

二 制定全系科研规划和师资培养计划的经过

  1. 1960年初，我被任命为系党总支副书记，分工管业务工作。同年秋又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仍兼总支副书记。当时，刘维南是总支书记，陈昌平和张奠宙两位是总支委员， 曹锡华是党员系主任。刘维南不懂业务，他将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业务工作交给我们四人负责，出谋划策，提出方案， 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核心作用。
    　　我们4人反复讨论过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清思路。许多涉及科研方向的活动请程其襄和林忠民两位参加。这样的聚会前后不下二三十次，多半在晚上和假日举行。 大家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诸如名家成长的经历、名师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个人刻苦钻研的精神、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学术氛围、集体的作用、必要的条件、 应有的制度等等，都在议论之列。可以说围绕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
    　　当然，我们的任务是出主意， 提建议，做参谋。真正的决策与实施，必须经过党总支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通过，报校部批准后才能进行。
    　　当时的系务委员会，由党总支书记、正副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各位老教授、《数学教学》主编和青年教师代表等（可能还有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组成。
    　　此外，这是一件全系未来发展的大事，需要全系每个人的智慧。我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逐一拜访党外的老先生， 如李锐夫、程其襄、魏宗舒、钱端壮、徐春霆、余元希、吴逸民、周彭年、林克伦等，请教关于青年教师的成长规律， 请老先生们在教学和指导青年教师工作方面多担负责任，多发挥作用等等，旨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制定数学系的整体科研规划。当时各个教研组原来已有一些科研方向，需要不断地调整。一些新的方向则在酝酿之中。1960年下半年， 曹锡华同志说代数教研组的科研方向是“有限群”，1961年则明确为“李群、李代数”。朱福祖同志开始我不知道他研究什么，不久后他说研究“代数数论”。 陈昌平同志开始说研究“常微分方程”中的“稳定性理论”；后来转向一般偏微分算子。函数论教研室李锐夫、程其襄两位先生早年分别研究“整函数”、“半纯函数”， 这是列入1956年国家《12年科学规划》的项目，大家称之为“一个半”。到1960年代，许多人觉得这“一个半”已“没什么可做了”， 无非做些“捡漏补缺”工作而已（其实也不完全对。例如杨乐、张广厚就做出了很出色的成就。而且文革之后，李锐夫先生和他的学生也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记得刘维南曾问我，“为什么不叫李程两位继续开展他们过去的研究工作”，我把上面的“据说”直言相告。此外，林忠民等决定研究“概率论”中的“随机过程”。 魏宗舒先生还搞他的“应用统计”。
    　　后来曹锡华、陈昌平、张奠宙、林忠民与程其襄讨论全系的科研方向，认为要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几位同志商定以在保留原来研究特色的基础上， 以国际上刚刚兴起的“广义函数”分支作为共同的研究方向。于是，函数论教研室决定继续保持一定力量研究整函数和半纯函数（以史树中为代表）， 整体向“泛函分析”方向转移，“广义函数”则是首选方向。微分方程教研室有好几个方向，陈昌平则将重点放在“广义函数空间上的一般微分算子”上。 概率论教研室自然地研究新出现的“广义随机过程”。至于几何代数组，则等待一段时间观察之后，再看看能否配合进行。
    　　我记忆中知道几位同志选取“广义函数”为研究方向，曾邀请复旦夏道行来系作“广义函数”介绍（夏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时师从盖尔范德，曾阅盖尔范德的“广义函数”手稿）。 那是寒假期间，天气寒冷，数学馆里除曹、陈、张和我等寥寥几人外，似乎没有他人了。夏先生在上午八点左右就到了，是我亲自打开锁着的玻璃大门迎接他，印象极深。 曹、陈、张等在系主任办公室里听夏介绍，我在总支办公室看书。 此后他们决定搞联合讨论班， 阅读盖尔范德著的《广义函数》五卷本。曹锡华有时也来参加。 钱端壮先生也参加过，后来退出。
    　　经过几年的努力，陈昌平在一般偏微分算子，张奠宙在“广义标量算子”，林忠民在广义随机过程上，都在文革之前先后在《数学学报》、《复旦学报》、 《华东师大学报》上发表过文章。
  3. 突出重点， 保证重点， 也兼顾其他。
    　　当时我系就整体学术水平来说，比不上复旦数学系，更不用说北大数学力学系了。但是曹锡华同志的代数和魏宗舒先生的应用统计，不仅在上海是强项， 在国内也有一定地位。因此，经公议确定代数与应用统计为我系科研的重点。在选留助教等方面都给重点予优先。
    　　还要提出的是“运筹学”。在“大跃进”年代，我系师生在“开门办学”中曾大搞“线性规划”，1960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有同志提到研究“规划论”(线性、非线性)进而发展为“运筹学”。究竟“运筹学”是否也作为我系的一个科研方向，我们感到“两难”。一方面， 那么多师生在“线性规划”方面苦干两年，为一些单位解决了实际问题，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就此放弃，实在不甘心；另一方面，对“运筹学”的发展还摸不准， 何况我系各教研室都确定了科研方向，组织了人员，如部署“作战”那样，摆开阵势，准备进攻了。这时我们再也无力组织一支队伍去研究“运筹学”了。 我们4人议论出的办法是“留种子”。用曹锡华等同志的说法“好比下围棋，可以布一颗‘闲子’，别看它不起眼，但在关键时候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表示赞成，不论人力如何紧张，抽调2位同志研究“运筹学”，完全可行。一旦“运筹学”异军突起，前面已有同志领路， 可以组织若干位基础理论深厚、具有创造力的同志追进，可能在这一方面抢占一些“制高点”。但这两位同志必须爱好“运筹学”，能坚持孤军作战。 于是找郑英元同志商量，说明情况，并请陈坤荣同志跟他一起作战，系里将尽力给予支持。经郑英元同志同意后，就此决定了下来。

三. 师资培养规划的要点

这份规划由陈昌平同志起草初稿，我在初稿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甚至具体到人。现在凭记忆略述一些要点。

1. 定目标

1960年，我系教师总数为85人，其中正、副教授约占10%、新老讲师约占10%、助教约占80%强。经过刻苦奋斗，在几个主要科研方向上形成上有学科领导人， 中有骨干力量，下有一批优秀青年学者的教师梯队。首先是开齐包括“专门组”在内的全部课程，各门课程都有把关教师，保证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科研上取得成果， 不仅实现论文“零”的突破，而且要有一批。循此继进，使全系教师队伍总数中高级职称者比例逐步达到60%左右，中级职称与助教各占20%左右， 使我系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赶上综合大学数学系，并能在国内外数学界占一席之地，某些方面能与国际先进水平较量。目标能否达到？惟靠团结拼搏。

2. 过“五关”

据我们调查，总结出我系青年教师必须过好“五关”。

提出过“五关”对各教研室和青年教师在工作上有指导性。主要有：

3. 若干措施

  1. 首先要统一认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对校内外中老年教师逐一登门访谈。记得魏宗舒先生认为，青年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还举例说，有些老师使用手摇计算机时， 正摇不到位就反摇，结果弄坏了许多部的例子。李、程两位先生在会上表态，愿讲两门课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召开全系青年教师动员会， 概括地说是讲形势，谈规划，明目标，鼓干劲，攀高峰。
  2. 支援外校与调整师资队伍结合。作为部属重点师大数学系，年年有支援地方院校教师的任务。此外，我校两所附中和校部有关单位也要人。这是硬任务。 人事部门领导人说了绝话：“你系不放人，我们用你系留助教名额顶替。”从1960年至1965年，我系先后调出30多位老中青年同志，约占教师总数的40%。 除个别同志主动要求调至家乡工作外，绝大多数是支援任务。同期选留本系（个别是他校分配的）毕业生人数大致与调出数相同。与1960年相比， 我系教师队伍总数几乎没有变化，但人员变化较大。变得更年青，业务水平更整齐了。
  3. 精打细算使用人力，使教学工作与进修提高两不误。1961年，上级指示加强基础课，要求安排有经验老教授上基础课，旨在提高教学质量。话没错， 但应该从老教授的实际出发，重在教学效果。摆在面前的是加强教学第一线；同时要保证在1963年春开出“专门组课程”；还要创造条件，让一批同志开展研究工作， 出一批成果。这样三大任务。如何合理安排？经细算，加强教学第一线，投入我系教师数的40%足矣。为锻炼提高青年教师独立开课能力，将一个年级的180人分成两个中班， 让一位青年教师与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平行开课。部分课程的主讲教师让出一章，由青年教师上台试教；还有让青年加紧备课，先开“专门组课”的。 不在教学第一线的60%的教师，致力于进修提高。任务不同，大致分三个层次：有的进一步深入掌握专业基础，如读贾柯勃孙的《抽象代数》等；有的准备“专门组课程”； 有的读文献搞专题研究，出成果写论文。当然不排除教学第一线的40%的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外，也来参与。
  4. 选拔“好苗子”精心培育后备力量。当时在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上学期， 即以把一些优秀学生组织起来，以课外小组形式由相关老师指导。直到他们分别学习“专门组课程”， 交由各有关教研室负责指导，毕业时选留。
  5. “走出去”、“请进来”。高水平的同志，可以出去寻师访友，也可以请有关专家来系进行学术讨论。 如曹锡华同志不止一次赴北京访友（吴文俊、万哲先等）寻师（段学复），以及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还请丁石孙、刘绍学先生来系，开展学术讨论。 应用数理统计也请张里千、成平两位，后请张尧庭先生来讲学。概率论请王寿仁先生等来讲学。函数论请杨乐先生等来讲学。脱产走出去进修的就多了。 代数方面朱福祖同志去东北随王湘浩先生进修，陈美廉去山东，王鸿仁去南京，刘宗海去北京。复旦大学最近，去进修人很多， 有张奠宙、陈信漪、唐瑞芬、史树中等等十几位同志。复旦数学系好说，住宿却成问题，走读则太过遥远， 于是设法向上海外语学院商借了该校在虹口体育场北面马路西侧的旧房子，权充宿舍，很艰苦，但离复旦近了许多。那时赴国外进修的名额极少极少， 教育部把关又很严，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尽力争取。有2次机会。一次是陈昌平虽经考试，但一直没批下来，后来才赴法国；一次是陈信漪赴苏联莫斯科大学， 说是跟阿历山大洛夫学习，为了解情况，我陪同陈信漪去谷超豪同志家中，向他请教，胡和生同志也在场。他们说，“此老这套东西我们上海无人研究，前去把它学回来， 可以填补上海的空白，很有意义。”（大致意思，非原话）并介绍了一本书，请陈信漪先读，作点准备。并说，此书很难读，如需要可以来讨论。 我陪陈前去旨在将他介绍给谷、胡两位，以后我不再过问了。后来似乎未成行。
  6. 制定了检查考核制度。对青年教师进修提高，按个人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年中检查和年末考核，由教研室各位指导教师负责。
  7. 加强行政统筹协调和服务。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我系教师特别是年青同志们，仍然热情高涨，为提高科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而日夜苦干，简直可以说都在拼命干。 教师集体宿舍里，其它各系房间的灯光早熄了，唯独我系同志们的房间，灯光齐明，通宵达旦。已调至校部人事处工作的潘洁明同志说：“数学系，人心齐，团结奋斗， 生机勃勃，令其它各系很是羡慕啊！”系行政也理所当然地主动为一线服务，那位同志家庭困难，或者粮票不够，就主动送上困难补助费或补助粮票；那位同志生病， 设法在家中煮病号伙食送去；那位同志要出差去外地，用不着 他操心，一张火车票和差旅费及时送到他手中等等，系办公室尽了很大心力。不禁要问“你在做什么？ ”我在1960-1961年就下决心，为了让同志们专心致志地把科研搞上去，我在党总支向刘维南和曹、陈、张三位表态：你们放心去干，系里行政工作我顶着， 除非重大事情需要讨论，一般不来麻烦你们。就此我成了“常务副系主任”。总算“顶住了”，但除了继续参加上海市中学数学教材编委工作和读一些数学书籍外， 逐步转向了“管理”，最终完全脱离了数学。对此，我至今无悔，也没有人逼我，而是自觉自愿的。我深知，在当时情况下， 诺大一个数学系应该而又必须有一个人负责指挥协调和行政管理工作。事实是上级领导已将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也应拼一下，努力干好。

    8. 以上所述， 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回忆那时数学系老师埋头苦干、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面貌，还觉得很激动。当然时过境迁， 那时的许多措施未见得适用于今天。 写了以上文字， 仅供有关同志参考。

    * 本文作者曾长期担任数学系常务副系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后升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继而调往国家教育委员会，任督导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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