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摄于上海
1910年1月3日，程其襄出生于四川万县的一个殷实家庭。父亲程宅安是一位佛学家，母亲左鸿庆是书法家。程其襄兄弟两人，弟弟是留德的物理学家， 因飞机失事早逝。另有姐妹5人，多从事社会活动或学术工作。
程其襄3岁到上海，7岁那年曾在日本住过一年，遂对日语有所了解，以后通过自学，一般的日文文献可以粗通。他在上海博文女校读小学， 后入南洋公学(当时的正式名称是“交通部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接受中学教育。同班同学有傅雷(时名傅律安)。1929年，随大姐第一次到德国， 主要学习德语。1935年，第二次到德国留学，主攻数学。先后在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和工作。1943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获柏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论半纯函数的奈万林那—阿尔福斯理论”于1944年列入柏林大学档案。这篇论文运用当时比较新颖的拟似共形映照方法， 把奈万林那—阿尔福斯的理论从有限级推广到无限级。
1943年获得博士学后，程其襄继续用柏林大学的资助到哥廷根大学进修，同时也是为躲避盟军对柏林的空袭。不久，柏林的资助断绝， 程其襄有幸有一份教中文的工作，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经希特勒法西斯的洗劫，战后的德国数学界一片凄凉景象。 著名的数论专家哈塞(H．Hasse)都曾托程其襄在中国寻找一份工作。 此时，中国留学生当然欢欣雀跃，急于回国，但船票难求。程其襄辗转设法， 经汉堡，转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借搭英国船先到了1946年回到上海后，程其襄立即被同济大学聘为数学教授，任数学系主任。1951年，又兼任理学院代理院长。 1952年院系调整时，同济大学成为以建筑为特色的工业大学，理学院撤消。数学教授多半并入1951年刚开办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数学系。此后一直在华东师大任教， 直至退休。 2000年因病去世， 享年90岁。
程其襄先生的博学，令人吃惊。他懂得佛学和梵文， 曾经到上海的静安寺进行学术交流。 他能读拉丁文。文革时期， 李锐夫先生等翻译《微积分学史》时， 有许多拉丁文段落，常常请程先生帮忙。精通德文自不必说。上海曾经翻译过《马克思数学手稿》，程其襄先生是主要参与者。其他如希尔伯特的名著《几何基础》、 《德汉数学名词》等的审校工作，曾花费了他的的大量精力。
在数学领域， 除了函数论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 还涉猎逻辑学。 晚年从研究自然辩证法， 注意到“非标准分析”， 进而深入到数理逻辑的研究。 1978年招收数理逻辑方向的研究生。《辞海》里的数理逻辑学词条， 多半是由他撰写或校订的。
改进黎曼积分是陈先生的关注热点。 文革期间，纯粹数学无人问津。但是他在跑图书馆时注意到了一种新出现的“非绝对积分”。 1979年去西北师范大学讲学时， 在国内首先介绍“汉斯多克积分（Hanstock Integral）。随后西北师大的丁传松教授即开始非绝对积分的研究，后来邀请汉斯多克的学生 — 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李秉彝先生来华合作， 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程先生的许多奇思妙想，也引人注目。 早年讲授数学分析里的区间套定理， 他就说天安门上有国徽， 国徽里又有小天安门， 小天安门里又有小国徽， 如此继续， 最后趋向于0. 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 当然， 在文革时期， 免不了要被上纲上线， 批判一通。
还有一个问题至今无人解答。 程先生问：“一个三角形，作高后分成两个三角形， 这条高只能属于其中的一个三角形， 另外一个三角形岂不是缺了一条边吗？”。这实际上是问：我们常常说的三角形， 究竟是包括三条边在内，还是不含边的？这样的问题， 很难回答。 也只有像程其襄先生这样博学所思的学者才会注意到。
程其襄先生对中国数学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 集中于《数学分析》课程的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可以说， 一个研究班， 一份大纲， 一本教材， 其影响遍及全国师范院校的数学系， 这份贡献是历史性的。
1979年，程其襄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前排左起：游若云，郑英元， 邱达三，程其襄，丁传松。 后排 张奠宙， 方初宝
程先生在“数学分析研究生班”上主讲的《分析选论》课程， 大多取材于德国的数学著作。 其中的实数理论，戴德金分割， 有限覆盖定理， 局部线性， 黎曼积分的存在定理， 曲面面积，外微分形式，都有全新的处理。原始的思想、理论的构建，精致的反例，使人流连忘返。 程先生常说：“仙人会点石成金，将两个弟子手里的石头都点成了金子。 第三个弟子，不要金子， 却想要仙人的‘手指头’。 我们要学第三个弟子”。 在研究生班的学生圈子里，流行的说法是“程先生是数学分析的“程圣人”。
程先生讲话带四川口音， 声音不算洪亮。板书密密麻麻， 经常用手擦黑板， 浑身粉笔灰。 他备课非常认真， 却不写讲稿。 要点写在香烟纸壳的背面， 偶尔看一下， 主要靠自己当场思考，展示思考过程。这使得学生们受益良多。确实，教师的表达固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学术内涵，在“研究班水平”就更是如此。
程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 微积分的精髓在于局部性质和整体性质的统一。 局部分析得透彻， 整体性质才能揭示得深刻。 微分中值定理之重要， 在于她是从局部过渡到整体的桥梁。1991年， 数学大师陈省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说 ：“微分几何趋向整体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有整体意义的几何现象在局部上也特别美妙”。 这使我联想起，程其襄先生对微积分也说过类似的话，进一步觉得这样的领悟真是弥足珍贵。实际上， 象局部与整体这样的话，本来是微积分的核心思想，但在微积分教科书上却是找不到的。
程其襄先生不善交际，淡泊名利，一生慎行独思。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 到会的数学家在颐和园开会筹备中国数学会。当时公推傅种孙、江泽涵、段学复．苏步青、姜立夫等17人为常务干事，代表上海出席的程其襄名列其中。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他绝少提及。
1952年， 华东师大数学系成立，系主任是孙泽瀛先生。 程其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 到师大后只任分析教研室主任。但是他毫无怨言。 华东师大数学系的老教授们有一个十分优良的传统， 就是彼此精诚团结。 程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程先生平生慎言少语， 低调行事，不爱张扬。但有两次不得不介入政治活动。 一次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另一次是在1957年的“反右”时期。
程先生第二次到德国，正是中国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气焰嚣张的时刻。程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那时， 程其襄先生是“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活跃的成员。1937年，杨虎城将军到德国作“西安事变和国家形势”的报告，程其襄等积极参与筹备， 冲破了国民党外交人员多方阻挠，欢迎杨虎城将军的到来。在这一时期，程其襄和乔冠华交往甚多。当时，乔冠华为“旅德华侨抗日联合会”的《会报》编辑稿件， 程其襄也在《会报》工作，日相过从。1937年除夕，程其襄兄弟和抗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同在乔冠华处庆祝新年，通宵达旦。 乔冠华在都宾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庄子哲学的一个叙述”，解放后乔本人已没有了，程其襄处却保留着珍贵的一份。1939年， 国际反侵略援华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程其襄代表德国华侨参加，并在那里和吴玉章同志相识。
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数学事业被摧残殆尽。当时德国数学的领导人物是比贝巴赫(LBieberbach)，提倡的口号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德意志数学”。 凡犹太籍数学家的工作，一律排斥；只有比贝巴赫等人的工作，才是德意志数学的正统。程其襄曾亲见比贝巴赫在上课时， 身穿纳粹制服，右手上举，高喊“希特勒万岁”。当时的气焰不可一世。 但是程其襄先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愿意附和“德意志数学”。 他依然接近犹太数学家。 对他影响最大的数学家施密特(E Schmidt)， 就是犹太人。
另一次被迫介入政治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 当时他是民盟的成员。 在民盟的鸣放会议上， 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 例如， 他说：“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有预见， 领导做事要有远见， 不能只看眼前。”这样的话自然是很容易上纲上线的。 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不愿意在理科各系的教授中划右派。 为了解套， 就特别把一些有各种“不当言论”的民盟成员召集在一起， 要求到会者和一位“已经划为右派民盟成员划清界限”，说几句批判性的话，就可以过关。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程先生回忆说， 当时好几位先生都表了态。主持人对我几番催促， 多次暗示，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最后还是没有张开嘴，不愿意违心地说话， 一直沉默到会散。这样做后果可以很严重。不过最后党委书记还是惜才，不忍心下手，只把程其襄先生归为有“有严重右派言论”的一类， 俗称”石派“， 意思是再“出头”一点， 就是右派了。
1989年， 程其襄先生以80高龄退休。在祝寿会上， 复旦大学的严绍宗教授， 上海师大的应制夷教授， 以及许多老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庆贺。
晚年的程先生， 生活简朴。 祝寿会上仍然是一套中山装。 他喜喝咖啡，是在德国生活多年养成的习惯。几次设宴招待朋友， 也是到“红房子”西餐馆。 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 却爱好围棋。 1950年代， 曾在上海高校圈内参与对弈。其中一位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988年，我从柏林开会归来， 带来一些柏林的老照片， 他很兴奋， 动过回德国看看的念头。他的两个孙子， 都是读数学的， 后来也都去了美国，几次邀请他去美国看看。 但是由于前列腺增生， 旅行不便， 最后都没有去成。
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 他的一生， 没有跌宕起伏， 看不到波涛汹涌，落差千丈。 他像一条小溪， 浸润着周围的土地。回首往事， 程先生以他的深沉思考，在华东师大数学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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