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已是三十余年。当年带着兴奋，激动，新奇，理想，走进校园，迎来了我们迟到的四年大学生活。尽管岁月流逝，许多往事依旧不时蹦出来，浮现在眼前，抽空记下， 也将自己再带回到那难以忘怀的四年。
毕业照，最后一排右起第15人是作者（点击照片可显示更清晰图像）
七七、七八级两届大学生集十年之精英，年龄跨度大，我们班级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进校时年龄相差一倍。最大的当年读高中时曾因病休学一年， 所以比一般的六六届高中生还大一两岁。最小的是当时中学跳两级考上来的。这年龄之差完全可以是两代人。他俩又是少数几个坚持走读到毕业的，经常自行车同出同进， 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少对。老的倚老卖老，常以保护人自居，少的也顺水推舟，对老的尊敬有加。
他俩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老的稳重开朗，有一雅号为“狄利克莱”或简称“狄克”，为何将这德国数学家的名字赠与他已记不清， 记得另一同学被冠以“罗必塔”是因为他最喜欢运用数学里求极限的“罗必塔法则”。我们班原来是一个走读班，所以专门有一个教室归我们使用，每人有一个可以上锁的桌屉。 尽管大部分同学后来都住进了宿舍，但这教室始终归我们专用。“狄利克莱”和他的同桌都心宽体胖，有人将他俩人作谜面打一城市名，谜底是“合肥”，那时“胖”可是一褒义词， 象征健康和富有。
少的腼腆纯真，被誉为“神童”，与“狄利克莱”前后桌。他绝非徒有虚名，不仅专业课成绩拔尖，除了体育，其他副科成绩也出色，上面讲的那次哲学考试，他是少数几个拿A的。 他还曾拿过上海市长宁区（不是少年）围棋冠军，他哥哥是本校物理系七七级学生。他毕业时考上本校研究生，毕业后即到美国留学，现在是美国名校教授。 老的毕业后被分在一中专教书，不甘寂寞，过了不惑之年越洋过海，留学比利时，但他报国心切，学成旋即回国。现已退休。我这几年回国相见，依旧乐观开朗，回忆往事，不胜感慨。
由于每天走读在路上浪费很多时间，我们班的的大部分同学同学要求住读，学校挤出一间女寝室安顿了全班所有的六名女生，又腾出了一个大寝室，住十五个男生， 其余的男生就插到其他班的寝室里去。原来每个寝室双层床上铺部分是空出来放东西的，我和另一位同学住进了三班的一个寝室，我俩就占了四个双层床中的两个上铺。他们都很友好， 对我们两个入侵者没有丝毫敌意。他们中有一宣姓同学，络腮胡子，身体壮实，精力充沛，是整个系里高考考分状元，满分五百分中考了四百六十七分， 不计总分的英语也考了七十几分。人们背后称他“顶峰”，有时当面也叫。他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也好，但已不是数一数二。他竞争意识浓厚，其他人有点不买他的账。 另一位大年龄同学是从上海郊区考上来的，老高中基础不错，是俄语棵代表，但后几年不再努力，混个中上游，常常躺在床上读闲书。再一位非应届生年龄比我小，好像出身书香门第， 衣着整洁，气质很好，头发也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生活极有规律，举止谈吐不卑不亢，学习用功，颇有志向，毕业后不久自费出国留学。最后一位是应届生， 他在数学逻辑推理方面稍逊一筹，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但他为人坦诚开朗，很好相处。
年级里的应届生原来在中学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尤其在数学上。我班一位同学中学里被称为成绩最好的三剑客之一，三人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多年后我在美国碰到一位考入上海科大的他中学同学，还提起他们三人的当年风光并自叹不如。然而到了大学，群芳争艳，而且大学数学专业的数学与中学的数学不一样， 着重在证明而不是计算，因此不是每个人在大学都继续辉煌，少数则一蹶不振。
我当时学习上在年级里也算小有名气，另一位同学更是我班，乃至全年级首屈一指，一直是我班的学习委员。我俩去后，与他们十分融洽。我们不仅一起切磋难题， 也谈天说地，我们有时喜欢同那宣姓同学开个玩笑，他一般并不生气。称他“顶峰”，他就会说他班上两座山才是顶峰，那是指他班上两位成绩优秀的应届生，一位来自上海郊区金山县， 另一位的名字中有一“山”字。
我的这位同班同室的同学毕业时考上北大研究生，不但总分第一，而且发现一道考题有错，被北大内定为出国留学生。后来由于“胡娜事件”，许多中美留学交流计划叫停， 但在他的导师的帮助下，他自己联系到奖学金，一年后就去美国留学。在欢送他的一次聚餐时，我们那位舒姓同学夹起一个大鱼头放在他碗中说他独占鳌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他博士毕业后在一名校教了两年书后辞职，没有在数学上继续发展，后来去做金融计算机管理了，现在主管一家大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我们概率课的老师毕业后就文革开始，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上大课。他上课经验不足，又有福建口音，有些学生抱怨听不懂。 期中考试全年级四个班中三个班一百多学生在一个阶梯教室里，另一班在一个小教室里考。考题虽不多，但比较难，没有一个送分题，大教室就他一人监考。到了快交卷时全场就乱了。 考试结束后同学们已经私下在传，在交卷前最后几分钟不少人抄来抄去，互对答案。在小教室里考的同学就向老师反映，接下来就追查，成为当时学校的一件大事。 这事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期终考试的题目特别容易。
还有一次是下一年的抽象代数考试，也是在一阶梯教室，我坐在最后一排。考试完后听说我们班的班长被抓住作弊，许多同学被叫去问话，我与班长的座位相隔甚远， 不可能见到什么，但也确实看到另一同学伸长脖子在偷看前排同学的试卷。我们的班长因此被处分留了一级。
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的饭局上，两位被卷入这两件事的同学回忆，一位讲概率考试时他坐在后排，旁边是一位同学显然抄了他的答案，又传给其邻座， 这样一共有五六个人有一道题答案完全相同，最后那几个人这道题都作零分处理，他也挨批。另一位说政治辅导员企图扩大战果，软硬兼施，要他承认帮我们班长作弊， 他坚持说他确实不知情。
近年回国与仍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和其他朋友聊起，他们说当年我们读大学时看到听到的作弊现象同现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是老花样，新手法，五花八门，高科技，有组织， 防不胜防。至于当官的一个个遥控读书，秘书代劳，摘取硕士、博士桂冠那已不叫作弊，是干部知识化的需要。
我们班历届生占了五分之三，知识全面，阅历丰富，进校的考分也相对较高，大部分总分都在四百分以上。班干部，课代表几乎全收囊中，样样压应届生一头。 其实除了上面讲的“神童”，其他不少应届生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从后来的发展就可以证明。然而当时班里却都是我们历届生的市面。我们专用教室里常常传出我们几个高谈阔论的声音， 舒姓同学口若悬河，声音高而尖，唾沫溢出嘴角，付姓同学洪钟般浑厚的嗓音，天生的歌喉，回声嗡嗡，童姓同学船老大的音量，笑声震天，穿墙透壁。声音大的还有系学生会主席， 黄姓同学，忻姓同学，郭姓同学和我。我们有时为一道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为一句话笑得前仰后合，世事哲理，市井传闻，无所不谈。面对我们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的高谈阔论， 小年龄应届生要么洗耳恭听，要么逃之夭夭。
有时小年龄们也喜欢听大年龄们讲他们的各种经历。黄姓同学绘声绘色地回忆他在黑龙江农场的蹉跎岁月。我们班历届生中有十来人去过农村， 都有大城市一路读书上来的小青年难以想象的坎坷磨难和异乡风情可以吹嘘。原来的班长讲述文革中他们工人巡逻公园、街道，捉拿谈恋爱中稍有亲昵的男女，将人打得大小便失禁， 真正的屁滚尿流。舒姓同学讲他岳父，受日本共产党派遣，当汪精卫秘书，暴露后经陈璧君求情免得一死，蹲完日本人监狱不久又进共产党监狱这样的传奇故事。 王姓同学的插科打诨则常常引得满屋笑声。
我们还用教室后面的一块黑板办了一个学习园地，写稿的也几乎都是历届生。上课提问和回答问题的也大都是我们历届生， 记得有一次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对后面黑板上我写的一习题解法提出疑问，我说我看不出错误，据理相争，忻姓同学更是站起来大声与其争辩，那有理不让人， 抬杠式的架势至今记忆犹新。
小年龄们正值弱冠年华，也有他们的爱好和消遣。紧张学习之余，台湾校园歌曲，此起彼伏；魔方比赛，各显神通；四角大战，鏖战方酣；忙里偷闲，不亦乐乎。 少年老成的曹姓同学写得一手好字。满脸胡子的王姓同学喜爱足球，他的床底下有一足球，抽空练脚，还在校运动会上获得一百米亚军。武姓同学没有武功却有文才，游泳池里出洋相， 但大作载于校刊。卓姓同学考虑问题细致，办事面面俱到，有一次还化解了我班一位同学与外系同学的冲突。出身干部家庭的杜姓同学既不娇生惯养， 也丝毫没有给人趾高气扬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心直口快，且谬论多多，比如说穿紧身外裤能显出男性美，有一次说买来很多零食的卓姓同学是典型的女孩行为，但他自己却吃得最多。 在一次学校魔方比赛中，我班三位小青年囊括前三名。他们手法娴熟，看得观众眼花瞭乱，转眼之间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个个魔方全部复原。尤其是冠军顾姓同学，只花了三十几秒， 而且这些变化手法全是他自己研究琢磨出来的。
那十五人的大寝室是他们的大本营，暑假周末也常有同学来小住。有一年正逢世界杯足球赛，卓姓同学从家里搬来了一台当时尚属奢侈品的电视机，小青年们日夜颠倒， 与罗西，马拉多纳等一起亢奋，沮丧。
比起今天许多青年人世故早熟，他们大多还带着孩童的纯真，少年的激情，少见故作姿态，更无勾心斗角。他们开玩笑能开得把人绑在床上，但绝无恶意邪心。 他们无聊会无聊得议屁论厕，但认真时则能一丝不拘。在我们大年龄历届生的阴影下，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往往被忽视和低估。有谁能预见被称为“娃娃”者将是私企老板? 有谁能想象被讥为“小面团”者能抗过婚姻不幸？（“小面团”为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里一个被溺爱的小孩的外号）
那时我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爱好不同，但丝毫没有妨害交流，更没有影响友谊。面红耳赤的争论，坦诚善意的批评，诙谐幽默的揶揄，机智辛辣的嘲讽，穷追不舍的抨击， 锻炼了语言能力，扩大了思想视野。学习交友很少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有人说现在有些大学快成了成批生产的工厂，发财，当官，出名，出国，这几条质量标准将人人装进一个模子。 看看书店里多少“成功学”的书籍放在最瞩目的地方，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在追求相同的目标。
我们系女生不多。我班近五十个人才六位女生，其它班级多一些。三班有一个女生宿舍，都是外地生，勤奋刻苦名闻全系。虽不能讲悬梁刺股、凿壁透光， 但可谓尽心竭力、废寝忘食。早上早锻炼风雨无阻，晚上宿舍和教学楼都十点（十一点？）熄灯，她们去几个不熄灯的阶梯教室，温习功课到深夜。成天昼读夜耕，心不旁骛， 外语卡片随身带，去食堂路上也分秒必争，任何娱乐都同她们无缘。她们的寝室也整洁如洗，好像被评为先进寝室。顺便说一下，我们系七七级有一个尖子寝室， 高考数学得满分的全在里面，据说都是不拘小节的潇洒才子，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剩饭菜引来苍蝇，臭袜子薰跑蚊子。确实，如果男生的寝室也收拾得像闺女的房间一样一尘不染， 那还像男生吗？
俗话说，天才出自勤奋，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但这些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她们几人并没有在学习上出类拔萃。有一次数学分析大考， 林先生事先讲明，六个大定理证明必考一个，意在让学生掌握其证明技巧。据说她们几个索兴把六个定理证明一字不漏全部背下。有人笑她们是笨读书， 我却认为这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将会使她们在人生道路上受益匪浅。
很多人说女生读数学物理不如男生，这话在美国肯定是“政治不正确”，哈佛校长说了句比这更委婉的话，校长就当不下去了。我想女士们在逻辑思维上差一些，在形象思维上强一些， 这一事实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歪经邪道，这种差异并不有损于伟大女性的形象。重要的是不要以此为据，先入为主，来判断每一个具体的人。同在三班还有一位女生， 生性潇洒，不拘小节，独来独往，玩兴十足，也不爱打扮，时常独自一人溜出学校后门去附近电影院等退票。学习成绩却依然名列前茅。她本来似乎胸无大志，临毕业时经父母敦促， 匆匆决定考研。尽管临时抱佛脚，却也金榜题名。
七七级有位才女则性格外向，热情能干，既有才气，又有侠气。第一次闻其大名是一次在一阶梯大教室放电影时，我班几个应届生为抢位子与其发生争执，结果须眉不敌巾帼， 败下阵来后作阿Q以笑骂消气。第二次是我那位郊区来的室友相告。他是我们年级的生活委员。所有户口在学校的外地生和郊区生过年有一些花生瓜子之类的年货供应。 这位才女则是七七级的生活委员。有一年他俩为两个年级这些东西的分配发生争执，具体细节忘记了。他回来说她能说善辨，精明能干，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甚是了得。 我亲眼目睹其风姿的是我去旁听他们七七级的一个统计讨论班。六个学生中她是唯一一位女生，茆老师让他们轮流每次讲一段。其他几个学生上台都拘谨局促，眼睛避开听众， 要么面对黑板一字不漏边抄边念，要么跳跃式讲解，有时黑板上的字还没读懂已被擦去。这些毛病后来我刚当教师时或多或少都有。然而她却落落大方，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真是鹤立鸡群。我觉得比茆老师还讲得好。她毕业留校，几年后出国，与我们的“神童”在同一所学校。 “神童”教会“才女”开车，同时也赢得她的芳心，不久他俩喜结良缘， 两位高智商者又负起培育下一代精英的重任。
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的风当然也刮到我校，记得介绍各种“新”思想，文化艺术的讲座不少，我也去听过一二。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法，尼采和唯意志论， 萨特和存在主义等成为时髦。朦胧诗，伤痕文学风头正健。还有新学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人物李泽厚、刘宾雁、温元凯。一次雷帧孝来学校讲他的“人才学”， 大礼堂座无虚席，看来听众个个认为自己是人才。由于袁运生和袁云甫是我校副校长的兄弟，所以他们那幅引起争议的泼水节壁画也更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 那时大家还在为画中的美女是否应该遮羞争论不休，如今都有香肌玉体上餐桌陪伴佳肴美味，真正是秀色可餐也。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政教系的学生宿舍走廊里有小字报，我赶紧去看，有批毛批文革的，有诉苦诉迫害的，有论党论社会的。我记得有一篇讲延安整风斗王实味， 第一次知道这位北大才子就因一篇《野百合花》的短文被整肃了。三班有一位同学对这些离经叛道的反革命言论义愤填膺，声称要去同他们辩论，我们都在背后笑他那花岗岩脑袋。 我们大多数人当时都心无旁骛，专心学业，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只做看客，没有投身其中。我那时也是分秒必争，连读小说的瘾也戒了， 只是每周六下午回家以前去图书馆浏览一下杂志期刊解解馋。记得大学四年只读过一本长篇小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其他许多刚刚解禁开放的人文书籍也无暇顾及， 或者只是蜻蜓点水，读得一知半解，现在想来，不免遗憾。
平反冤案也逐步展开。我们刚进校时还弓腰曲背在扫走廊的何老师恢复了教职，立刻走路挺胸，目不斜视，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傲气，同先前判若两人。 当然更为震惊的是本校我系学生，反抗极权专制的先觉者王申酉在“四人帮”倒台半年后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他和江西的李九莲、钟海源，吉林的史云峰， 北京的张锡琨等成为那个年代的最后几个牺牲者。思想专制的惯性竟让它过了半年还没有完全停下来。令人扼腕。
五十年代为了鼓励中学生报考师范，除了思想动员，还实行师范大学免伙食费。我姐姐就是因为听了老师的动员，填了一个师范作为第四志愿。那一年上海， 凡是填了一个师范志愿的几乎都进了师范。文革后没有了这样的拉郎配，但免伙食费的规矩没有变。进校第一个学期我们拿到的是餐券，一餐一张。早饭是稀饭馒头酱菜， 一周有一次肉包子。中饭晚饭一个菜里通常有荤有素，但荤的往往要赤脚进去找。由于大家抱怨毫无选择余地的饭菜，不久就改为发钱，每月十七元，自己买饭菜票。 食堂里菜的花样也多了几样，自然不能拿今天的标准来比。
尽管读书是脑力劳动，对年轻人来说这并不减慢食物消化的速度，中午一下课，不少人就拿上事先带到课堂的搪瓷碗铝匙以百米冲刺奔向食堂， 打饭窗口前一条条长龙里插队和反插队之战进一步消耗了体力，于是拿到饭菜后大都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偶尔如有大快朵颐，那才过瘾，减肥一词只能在字典里找到。 自然也有个别胃口小的，二两米饭一口一口含了半天才下肚，一小时后碗里还剩一半。这位同学大概因此骨瘦如柴，但却丝毫没影响学业，成绩优良。 他的身体将食物转化成能量的效率一定特别高。唐姓同学正与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热恋，常常从教工食堂买来价廉食美的饭菜，使大家羡慕不已。晚上自修，饥肠辘辘， 一起到马路对面的饮食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或汤面，已是很大的享受，既饱肚，又暖身，更消乏。后来学校食堂也卖夜宵了。
个别有自行车者就得天独厚，无论奔食堂，还是去图书馆抢座位，或是到校外吃夜宵或溜达一下，总能捷足先登。要知道那时一辆锰钢的“凤凰”或“永久”就如当今的“奔驰”或“宝马”。
零四年回国，回母校看看，原来的老师们全都已退休，见到两位七七级读研后留校的和几位以前工农兵学员留校的。这些留校的工农兵学员都是他们年级中学业佼佼者， 后来就不吃香了，除了个别的考研脱帽，继续教学科研，不少就转为行政。唐姓同学已官升副校长，设宴招待，叫来了不少同学。杯箸之间，忆旧事，谈新闻，唏嘘光阴似箭。
校园内多了不少高楼，数学系搬入一幢十几层的理科大楼，教师两人一间办公室，窗明几净，有空调，同以前一个教研室七八个人挤一个办公室相比，确实是鸟枪换炮。电话也多了， 每个办公室，学生公寓都有电话，而且很多都是直线电话，记得以前全校只有一个电话总机，其他都是分机，不过倒也好记，“五四不是六一”（548461）。那时没人家里有私人电话， 打电话办事都得用单位里的电话，所以电话利用率很高，现在人手一个手机，到处可以看到一边走路一边拿着手机聊天或谈生意的人。 我们七七、七八级两届学生毕业离校时献给母校的大理石钟碑依旧挺立在进大门不远的草坪中。
校景依然美丽。那天风和日丽，丽娃河边红花绿草，更有不少红男绿女成双结对。我们当时除了像唐姓同学那样大年龄者，几乎无人谈情说爱，即使有也很隐蔽， 像做地下工作似的，绝对看不到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而且那时谈情说爱也往往缺乏浪漫，尤其是我们这些学数学的理性动物。七七级有位学生看上了一女同学， 还要让其室友去投石问路，搭桥牵线，因此这里也写不出什么风雅情事，只听说我们班里那位最漂亮女生和一班那位后来留校的女生都有不少追逐者。 我班那位不仅秀气而且比其他几位显得文静，偶尔一点淡淡的矜持和忧思更显得仪态楚楚。一班那位则身材容貌俱佳，功课也好，毕业前夕还流传过捕风捉影的绯闻。 尽管还有大年龄者为这些追慕男生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到头来也都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无功而返。据说这些风毛麟角读数学的花季少女也有“怜香惜玉”的大姐姐们为之把关。
当时学校认为小年龄不应谈恋爱，绝大部分学生（包括像我那样还不到三十的中年龄们）自己也认为学习才是头等大事，恋爱以后再考虑。 到了最后一年才听说其它班级有少数勇敢的才公开开始迟到的初恋，但好像也只有个别几对修出正果。不过，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在数学系，僧多粥少， 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一定会闹出不少好戏来。
住宿条件也是昔非今比。六七个人一个寝室，面对面四张双层床，中间两张写字桌首尾相接，桌与床之间只够一人进出。门口一个脸盆架子，拉上条线挂毛巾，热水瓶放地上。 晚上统一熄灯后，要看书只能佝偻在蚊帐里打手电。自然无暖气空调。去食堂打饭时带上热水瓶装开水。每层两个厕所，冬天半夜内急出来方便冻得浑身发抖（此时又得练习百米冲刺）， 夏天则被热浪熏得愈加臭气冲天。不说我们历届生，应届生的自理能力都比现在的大学生强得多。那位得到“小面团”的称号就是因为让他姐姐帮他洗衣服而来的。 这对当今的大学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学校有医务室，头疼脑热去开点药还算方便，治病是会误大事的。有一次童姓同学肚子痛去医务室，配了点药回寝室，躺在床上，依旧嗯呵嗯呵的。我以前得过阑尾炎， 还记得医生当时是如何诊断的。于是就依样画葫芦，先用手按他的肚子中央，然后慢慢地移向右边，嘴上不断地问他痛的感觉，到了阑尾的位置，突然松手，他痛得一下叫了起来。 我马上说绝对阑尾炎。于是我和卓姓同学立即陪他去医院。到了那里医生一看就说马上住院开刀。一个护士来病房为他做手术前清洁准备工作，让他宽衣解带。 向来有船老大一竿子到底，直来直去性格的童姓同学面对这位如花似玉的女护士，还有病房里其他病人的女家属，光天化日之下，他一下涨红了脸不知所措。 病房里连遮羞的帘子也没有。于是其他家属转过身去，我和卓姓同学则并排站立暂作遮羞布。我们这位童男也就闭住眼睛任人斩割了。当他病愈归来，我也得意一番。 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愿我这也算救人半命。
七七级高考没考外语，七八级考了但不计总分。我由于多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在自学英语，矮子里拔长子，当时也算英语佼佼者。记得考场上二十分钟规定时间一到， 考生们就鱼贯而出，不一会儿教室就空空如也，只剩我和监考老师。事后我还对自己能把最后一题英译汉中将“room”一词译成“空间”而自鸣得意。
到了大学里，我们班是年级里四个班中平均英语基础最好的，系学生会主席进校前是中学英语老师，我的同桌是全年级英语考分最高的，九十五分。八十分以上的还有好几位。 当年英语考六十几分就可进本校英语系。我的那位同桌不仅英语出色，而且他六年中学是学俄语的。除了英语，俄语，他另外还自学了日语和法语（德语？），看来他是有语言天才的。 上帝还是公平，不让他在数学上再有天赋，有人说他像学语言那样学数学，看来他是选错了专业。我们班里还有一位原上海中学的高材生，数学学得很吃力，但其动手能力极强， 如学工科肯定得心应手。当年要换专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班有两人试过转系，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据说七七级英语棒的更是人才济济。七七级有一位号称《新英汉字典》里不超过六个字母的词随便挑，他全认得。另一学生学英语背字典，背一页撕一页， 一本《简明英汉字典》快撕完了，他还说英语比他好的有好几位，其中一个是袁家骝的侄子，按他说那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的。整个年级有几十人免修英语课。
除了一个俄语班和一个日语班，英语按程度分四个班，我班学生占了A班的一半以上，不多的几位小年龄中三个来自我班。AB两班朱老师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他总是和颜悦色， 笑容可掬，教书却往往心不在焉，肯定没好好备课，常常海空天阔，神聊一气。他常常对我们A班的学生说，你们的英语够好了。我刚进大学时觉得自己没真正上过一天中学， 数学基础不如人家，需要多花时间，英语反正比大多数人好多了，所以对朱老师上课不抓紧，下课作业少正中下怀。不少B 班的同学则牢骚满腹，说他不仅上课无轨电车乱开， 改作业也马虎，甚至说他作业打勾都是他儿子代劳的。然而他对他儿子的学习还是很关心的，曾请我那位独占鳌头的室友去帮他儿子复习物理。不过据说他教本系课还是很认真的， 那些学生是亲生的，我们这些公共课的学生就是领养的了。同样数学系老师教外系的公共课也没有教本系课那样认真。
那时学外语还不象数年后是由出国潮所推动，尚无“托派”一说，因此尚未喧宾夺主，大家还是以主科数学为主。我们这些莘莘学子那时个个发奋努力，人人求知欲旺盛， 至少在头两年。大年龄的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小年龄的也不甘心默默无闻，学习真正是如饥似渴。同上政治课相反，大课不少人抢前面的座位，值日生课前把黑板擦的干干净净， 在美国都是教授自己课后擦干净黑板。学生们课堂内聚精会神纸笔摩擦记下老师讲的每一要点，课堂外绞尽脑汁拼命消化弄懂书中每一个定理。 徐迟的《歌德巴哈猜想》把数学推向神秘和崇高的境界，陈景润也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加之当时对文科的政治恐惧犹在，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数学系的入学平均考分往往是学校里最高的。
刚进校时我觉得自己数学基础差，作为六九届初中生，也就是六六届小学生，中学里没上过一堂正规的课。尽管我平时喜欢做一些数学推理动脑筋的题目， 像《大众科学》等科普杂志里十二个球之类的问题，也对排列组合，平面几何证明等一些数学题目感过兴趣，但包括因式分解这样初中代数都是高考前恶补出来的。所以愈加拼命努力， 常常专心致志几个小时，但一点也不觉得累。这不仅是因为同在农村时烈日下腿上叮着蚂蟥插秧割禾相比，坐着看书已是享福， 更由于严格逻辑推理出来的完美无缺的数学世界深深地吸引着我，给我一种美的享受，那复杂中的简洁，那紊乱中的和谐，那天衣无缝的理论，那殊途同归的证明。 彭加勒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因为他感到乐趣，他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 迪拉克也说过 “如果一个物理学方程在数学上不美， 那么这个方程的正确性是可疑的。”
第一年数学分析这门课对我们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确实很难，在美国数学专业学生先念微积分，然后在高年级再学它的理论证明部分。 这些抽象的理论、严格的数学证明常常搞得我们两眼发呆，头脑发涨。每天挖空心思捕捉“台尔达”（δ），千方百计抓牢“伊博斯隆”（ε）。幸好林先生教学有方，深入浅出、分析透彻， 我们都身怀感激。除了做老师布置的习题，我们还找其他参考书，比如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当著名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重新出版时，我们不少人都赶去购买， 大家还将做此书的习题戏称为“革老吉”。至于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则被认为是工科用的，小儿科的书。
为不辜负概率统计的“期望”，为实现近世代数的“理想”，为畅游泛函分析的各类“空间”，为描述微分几何的“曲面”，为收集复变函数的“残数”，为估计计算数学的“误差”， 为保持拓扑学的“同态”，为解决微分方程的“边界问题”，我们已苦思冥想到“极限”，还要苦苦挤进无处稠密且不可列但测度为零的“集合”，精心制造处处连续却无处光滑的“曲线”， 还有在有理处断裂无理处却连续的“曲线”。时而钻“无穷小”的牛角尖，时而在“无穷大”的空间里晕头转向。常常有百思不得其解的苦恼，自然也有茅塞顿开的快乐。
最后一年，有些同学不再在数学上努力，像前面讲的我一室友。舒姓同学也是其中之一，他热衷于打桥牌，参加各种桥牌比赛，考试满足于六十几分。他说考六十一分最有本事， 因为六十分往往都是拉上来的，六十一分才是真正的刚好及格。他自己就考过六十一分，这也是他的最低考分。
严格的数学逻辑训练使我们搞数学的更加理性，更讲道理，但也更死脑筋。也许这也是五七年学校里学数学物理的有更多右派的原因之一。搞政治的不用讲道理，或不全讲道理， 讲道理的不一定能赢。搞经济的各讲各的道理，各得各的结论。搞生物的要为一大对数据去寻找道理讲。搞文艺的不在于讲道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有人说艺术中只有美丑， 无所谓对错。至于文以载道，寓教于乐，都只是一家之言。搞工程的不看你道理讲得多好，只看你的产品是否受欢迎。搞法律的在法庭上讲道理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搞哲学的最喜欢讲道理，为讲道理而讲道理，往往讲永远得不出结论的道理。搞历史的往往按圣上的意志去讲道理，讲征服者的道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传教的讲的是信了才有道理的道理。“研究饮食的今天提倡多吃某一食品，多年后又说要少吃。只有搞数学的用严格逻辑推理讲的道理人人信服， 得出的结论无暇可击，一是一，二是二，掺不得半点假。谁曾听说过数学家弄虚作假？而且搞数学的，特别是搞理论数学的，主要是为数学本身所吸引，去探索数学世界的奥妙， 去打造科学理论的基石，去发现天造地设的规律，不是为了发财致富，不为追求市俗虚荣，所以不会急功近利，谁曾听说过那位数学家成了百万富翁？ 此外好像搞数学的也较少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对此好几位外系留校的同学与我讨论比较过，颇有同感。在美国做教授后也发现其他系教授间的矛盾大大多于数学系。 当然死心眼走向极端也会变成像美国的“独炸侠”（the Unibomber）那样伤害他人，危害社会。
那时课程还是同文革前那样，沿袭苏联专业化教育设置。除了政治课，体育课，和外语课，还有就是一门教育学，一门计算机，和一门普通物理，其他全是数学课， 计算机课就是Fortran语言，计算机连看都没看过一眼。到了高年级才有几门数学选修，根本没有外系选修课。倒是七七级有个别毕业前被挑选去考新成立的计算系的研究生， 派去外校进修，或读数学教育学双学位。我班有一同学偷偷去听计算机系的课，后来他也考上了上海计算机所的研究生，现在是该所独立出来的企业老总。 不循规蹈矩的此君刚毕业不久就因多管闲事而锒铛入局。那天一名警察拦下一位自行车带人的男子，对这一对男女谩骂羞辱不停，看热闹的他仗义执言，站出来为此男女说话， 竟被警察以妨害公务拘留。在中国任许多事都可大可小，他家立即请学校出面，我也找过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弟，但没起什么作用，最后他家通过熟人将他的案子转到他居住区的公安局， 然后再小事化了。
为了使学生对体育课更有兴趣，体育课按体育兴趣分班，篮球班，排球班，田径班，等等。我体育一无所长，就胡乱选了排球班，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女排名誉全国有关。 我们几个从没摸过排球的就从最基本的传球学起，或狗熊抓小鸡似的奋勇扑球，人球同时倒地，或稳扎稳打守株待兔，球却擦肩而过。总算手球两条曲线空中相交， 但由于切线的斜率没能算好，转眼间球已不知去向，能垫过网到对方场地就算中了头彩。排球没学会多少，我一次还扭伤了腰，引发以前农村插队时落下的腰锥间盘突出的病， 坐骨神经痛最厉害时我坐不到半小时就得站立或躺下换姿势。
当然有打得好的，像我们班童姓同学，陈姓同学，我的室友。童姓同学的扣球同他的笑声一样有力。三班一位同学当二传手，原来是体校的，有过正规的训练。 我的室友虽然个子不高，且年近三十，但精力旺盛，身手矫健，跑、跳、扑，扣、拦、垫，往往是场上最活跃的。一次与七七级比赛，我们都去观战助威，他们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 龙腾虎跃扣球，双臂参天拦网，海底捞月救球，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排球比赛再激烈，总有一张网将双方隔开。篮球班的同学就得短兵相接。旗鼓相当勇者胜，有些人凭着身壮体魄，可以横冲直撞，肩挤，臀撞，肘击，如入无人之境， 那些谦谦君子就只能练远投了。
除了体育课，我们还被要求清晨早起作早锻炼，做广播操，跑步。这对众多想睡懒觉的学生简直是一种刑罚，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尤其是寒冬腊月，那清早的被窝可是千金难买。 所以系里的辅导员和学生干部清早就会到各寝室来敲门。这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懒虫依旧睡眼惺忪，伸着懒腰。有一次一班一个寝室任你敲打，里面就是不开门。 事后系学生会主席逼着他们写检查，他们当面无奈，背后怒骂周扒皮半夜鸡叫。由于抵触太大，不久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最后无疾而终。
学校还鼓励学生通过“体锻标准”，一共有五项，一百米短跑，二千五百米长跑，跳高或者跳远，单杠或者双杠，掷铁饼或者投手榴弹。一百米短跑，跳高，和手榴弹对我都不成问题， 轻而易举过了。为了通过二千五百米长跑，我练了好几个星期，那天跑完后我已经用完了吃奶的力气，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几乎就要倒下来。我的臂力不行，双杠也试了好几次， 最后我那没有完全到位的动作也就混过去了。由此我得奖铅笔一枝。许多人因为长跑通不过而达不到“体锻标准”，有的屡试不过，有的知难而退，我们的“神童”也是其中之一， 为此他没能评上三好学生，只能屈居三好积极分子，因为“身体好”不是指身体健康，而是必须通过“体锻标准”。
在中国下棋也算体育，全国运动会都有棋类项目，去年广州亚运会也有棋类比赛。前面说过我们的“神童”曾是长宁区围棋冠军。其实我们班除了他，还有一位曾是静安区围棋冠军， 一位小时候同华以刚、邱鑫一起学棋的，还有我也能手谈几下，早年在襄阳公园曾同棋手“鸭子”对弈，尽管没赢。如果当年有班际围棋比赛，我想我们班拿冠军肯定不费吹灰之力。 有一次校内围棋比赛，化学系的一位女生棋艺也不错，一连打败几位男生。我们这位静安区冠军立即冷嘲热讽，说这几人一定见了女孩骨头酥了，结果他自己竟也铩羽而归， 我们都笑他骨头怎么也酥了，他的实际水平应是比她高。
我们班象棋也有高手，忻姓同学盲棋对明棋，杀得别人落花流水。还有一次几位应届生在下五子棋，我上去挑战，连赢几盘，使得其称我“老前辈”数声，呼得我受宠若惊。
作为文革后首届大学毕业生，七七级分配的工作大都不错。数学系有六（七？）人留系当教师，分到其他高校的也不少。还有政府机关，业余大学，即使分到中学的， 不少也是重点中学。但半年之后，当我们七八级毕业时，就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开始批判华国锋的“洋跃进”，经济发展要降温，我们就倒了霉。
等待分配的一段时间，一个个都心神不定。虽然坏消息早有所闻，但当花轿驾到，撩开帘子看到丑媳妇时，失望之情依旧难以掩饰，当辅导员讲要面向基层，好儿女志在四方，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大道理时，人人无精打采，个个垂头丧气。我虽然觉得有希望留系，但一点没有把握。
除了留系的由老师们决定，其他人的分配权都在政治辅导员手中。党员自然身先士卒，我们班除了已留级的党员班长，一个留校当辅导员，一个留校去总务处。 成绩优秀的忻姓同学去了夜校部，我班另一唯一高校名额，教育学院，给了我班的一位成绩不错的小年龄同学，但不少人认为这与他父亲的官衔也不无关系。 上海原来从工厂企业考上来的基本都回原公司，在所属中专技校教书。其他的除了少数几个中专和出版社，都去了中学，而且不少是初级中学和业余中学。对上海同学来说， 最差的当然是去外地和郊区。
我和另外三位同学留系，都留在七七级没留人的教研组里。结果最后四人一人也没留住。一位他叔叔在世界银行工作，一年后就由他叔叔担保出国。我两年后出国， 另一位再隔了一二年也出国留学了。硕果仅剩的一位是来自扬州的小年龄同学，他正值青春年华，留校当助教后，对他教的习题课班上女生热情过分， 荷尔蒙燃起的思春之火烧得他头脑发昏。有一次他喜欢的两个女生在他办公室里多坐了些时间，他就把考试题透露给她们，这两女生又传给更多的学生，这样没到考试就东窗事发了。 他被处分不再能当教师，到系资料室工作。多年后他调往扬州一所学校教书，为了使调动能顺利进行，系里将这项处分从他档案里悄悄拿走。
没人能预料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巨大变化，大家当时都还认为毕业分配是一锤定终身。所以有门路的走门路，曲里拐弯地托人，但大多数人只能听天由命，打牌、下棋、百无聊懒。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一有辅导员来找谈话，立即心系喉咙，不知是祸是福。也有主动去汇报，诉家庭苦，叹个人难，个别的还会进谗言。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去你不去， 你去人不去。考研同一专业的，也有对别人帮助竞争者而怒气冲冲。
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喜怒哀乐并未决定将来的贫富贵贱。分到业余中学的出口转内销，成为美国大公司在华高管，分到外地的应聘回沪中学教书，分在郊区的现在是一校之长， 分到农场的现在创业做老板，分到废品公司的成为京城律师。而人人羡慕得以留校的我现在也只是在大洋彼岸当一个教书匠。
我们系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两届学生特别喜爱有加，他们都是使出浑身解数要把知识传授给我们，同时将这么多年来憋在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抖落出来也总是当老师的天生乐趣， 因此极少有上课敷衍了事的。其实政治课老师也没有敷衍对付，只是他们还抱着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不放。
数学分析的林先生，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她丈夫周先生是同系教授，曾任副系主任，她父亲也曾是教数学的，她大儿子考上北大数学系，深得来北大讲学的陈省身赏识， 一毕业就由其推荐去美国留学，小儿子在复旦念数学，研究生转读经济，后来也到美国留学。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数学世家。她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分析细致，板书整齐。 她还经常早到几分钟，把定理或要点先抄在黑板上，但极少拖堂。她擦黑板前有时还会问学生抄完了吗？大家齐口同声称赞她讲课讲得好。后来我留校分在她的教研组， 进一步体会到她教学的认真和严谨。她课上极少讲与课程无关的事，只记得有一次她看到大教室前的草地被踩出一条路，就在课上说，我知道你们都晓得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但走捷径损坏了草地。她的为人在同事中也是有口皆碑。她原先不喜欢她大儿子的女朋友，但自儿子考上了北大，她就再也不反对了。
高等代数的董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格，抓住要点，举一反三，让学生自己去钻研细节。他尽管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拉碴胡子，看上去很有些威武之气，却毫无师道尊严， 同学生一起打桥牌，一起打球，一起赤身裸体在学校公共浴室洗澡。他还会开玩笑，我一同学姓相名华安，他说相府里的华安，那不是唐伯虎吗？还问谁是秋香。 后来这位相姓同学也差一点考他的研究生。后来我在美国听说八九年他因大力支持学生挨批，曾去一信表达同情和支持。
我们解析几何的习题课的洪老师，年资低，在代数组里排不上课，就只好屈尊替几何组上习题课，他曾流露出他比解析几何大课老师更有能力上大课。确实他习题课上的好， 他研究也搞得相当不错，成为学科带头人。看上去文质彬彬，走路还稍驼着身子的洪老师，学生时代却是个运动健将，他上大学时创下的短跑校记录当时还未被刷新。
我们数学分析的习题课蒋老师则与世无争。他也是文革前二年刚留校，一人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里，家人还在家乡未能迁沪，两地分居一直到我们毕业后好多年才得以解决。 他认真负责，随和谦逊，毫无架子，说话慢条斯理。同董先生一样，学生同他说话都无拘无束。为上好习题课他找了各种参考书，包括前面讲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 在我留校后，他依然只教习题课而不愿上大课，再后他专门去教非洲留学生了。九八年一次回国时去见他，他已经完全脱离数学系，主管留学生事务。 比他年长的教计算数学的王老师夫妻两地分居也是在我来美国后才解决，牛郎织女二十年。
教概率的林老师尽管上面讲过经验不足，但也是非常认真的，其实除了有福建口音外讲得并不坏，可以看出备课花了不少心血。讲统计的吕老师曾留学苏联，讲课却有些乱， 有点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拓扑课的老师举止儒雅斯文，讲课平铺直叙，稍感乏味。
实变函数徐先生，大学生时就在主要数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他上课喜欢用各种比喻，讲到兴奋处更是抑扬顿挫，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怡然自得， 下课的时候常常满身粉笔灰。只是他有时深入有余，浅出还嫌不足，学习较差的同学跟不上。他的期终考试有两道附加题，很少几人全做对。 中国的数学课本同美国的大学教科书不一样，薄薄一本， 非常精炼，尤其像实变函数这样的课，学的是非常抽象的理论，一页书够你啃好几小时，甚至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几天， 依旧似懂非懂。一位后来考上医学院医学统计研究生的同学学了几门“流行病学”等医学课程后说，医学书恰恰相反，全是厚厚一大本，一小时能看几十页，像读小说一样。
七七级一开始教数学分析的老师原来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时深受学生欢迎。他将那一套教学方式照搬过来，不着重分析严格的数学定义、定理及其证明，解释它们内在的联系， 而是用一些小儿科的比喻，譬如他说复合函数就像嘴里含一颗橄榄，很简单的步骤也要反复解释，一堂课下来没讲多少的内容。学生听得打瞌睡，意见很大。半个多学期后换了老师。 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有个别特别优秀的学生到下一级，七七级来听课。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汪老师得了鼻咽癌，不能多说话，所以系里照顾他不上课，专搞研究，我和另一同学选他的研究方向做毕业论文，他却没少花心血， 我们三人加上七七级一位刚留校的，四人每周一到两次一起讨论文献。我自觉得益匪浅，踏进了做研究的门槛，最后同那位留校教师合作发表了两篇文章。 尽管他们教研组由于七七级留了三人，不能再留人了，他还是向系里极力推荐我，在决定我留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位起重要作用的是林先生。 汪老师还替我介绍了两个女朋友，但都没有缘分。
系主任曹先生在当时系里四个正教授中最年轻，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说年轻，也年近六十。他的一个学生是文革后中国首批十八个博士之一（当时被誉为十八勇士）， 后来还当了校长。在曹先生带领下，华师大的代数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还是个乒乓球爱好者，常见他挥拍作战。他的一个女儿是我系七七级的学生。 八九年曹先生也是积极支持同情学生的教授之一。
概率统计组的正教授魏先生身材魁梧挺拔，真正一副教授派头，年近七旬，走路依旧昂首阔步，说话还是声音洪亮。据说一次外贸争执请他去，他没讲几句对方就束手认赔。 正当他誉满校内外，后院起火，他家的小保姆告他强奸。当时这类事情尚属稀少，立即满城风雨，这边同事、朋友和学校支持，对方袁雪芬等名人撑腰， 最终好像还是以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三十年来，我们班的近五十名同学，全年级近二百名学生，各奔东西，天各一方。有的越洋跨海，有的改行跳槽，有的下海创业，许多步入学校企业管理层, 不少依旧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如今有的在国内已经退休怡养天年，有的还酬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有的还在名利场上冲锋陷阵，有的则已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有个别走了仕途， 但没有人飞黄腾达，也有少数开业经商，似乎也没人腰缠亿贯（万贯已不值一提）。总之还未有高官名流巨贾。
记得毕业前夕班里一位同学别出心裁搞了一次问卷调查，谁将来最会有成就。不知他是否还保存着这一调查结果，我想肯定与实际相去十万八千里。当时即使人人认真填写， 大多也会主要以学习成绩为依据。学习成绩只反映了一个人的能力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各种能力和机遇，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在某一点的数值，即使再加上它的几阶导数值，都难以预测将来。其实这种以传统的价值，不管是官本位，钱本位，或者是名本位，来评定一个人的成功，都没有太大意义。 世界五光十色，人生千变万化，一个人只要自己幸福充实，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作出一份贡献，就是价值连城。希望能有一天，天各一方的全班全年级同学再相聚一堂， 除了大学生活，每个人还会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时光与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是数学系1978级毕业生，留校当助教两年后赴美国留学，现在美国西弗杰尼亚大学理工学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