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的人生曾经受到家庭出身的困扰， 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父亲王时宣曾经是一位革命者，但他的事迹却在很长时间内被淹没，他被某些人错误地认为是地主。 今年12月31日是他去世61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先人。
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接近共产党，大学肄业，回家任教于仙居中学，经常收到浙大同学寄来的共产党的宣传资料。他据此向亲友邻居宣传共产党的好处， 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我家是武工队的红色堡垒户之一，接受“临仙台”武工队布置的革命任务。当时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在武工队第一把手遭敌人枪杀后， 武工队另一领导乐子英同志遭敌人追捕。他藏身于我家数日，后由我父亲掩护他安全脱险，回根据地。
据乐子英同志的回忆录（载于《临海县党史资料》）记载，我父亲与王光耀一起完成了武工队交给他们的策反匪首胡尧江的任务，使胡弃匪从商， 并为我党的剿匪工作提供情报（胡后被另一匪首所枪杀）。
临海解放前夕，武工队让我父亲与王庆华同志一起到天台山找部队，解放临海。半路上，我父亲生病，只好回家养病。与他同去的王庆华同志找到部队， 参加了解放军，现已离休。可惜的是，由于长期操劳，我父亲身体越来越差，终于在1949年除夕与世长辞。他去世的那一天，他所策反的胡尧江在集市上被人枪杀了。 当我在他的病床前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料想是原来与他一伙的人因为不服他的自首，把他打死了。”这件事对我父亲也有刺激，当天夜里就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终年只有30岁，他将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去世时我只有11岁。但他对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的信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解放后我带上红领巾，14岁参加了青年团，当了班干部。我靠助学金念完中学大学及研究生的学业。我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不幸的是我父亲的事迹一直被埋没了， 又不知为什么我的家庭出身成了“地主”， 以至于进了大学后尤其是“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
所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父亲当年的领导和战友在写回忆录时披露了历史真相。到了九十年代， 当我将父亲的战友离休干部王庆华同志的证明材料（盖有临海县老干部局公章）交给理工学院党委，我父亲的事绩终于得到组织的承认。
现在我可以告慰我的父亲，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走过了61年，与满目创伤的旧中国大不一样了，新中国在世界上已举足轻重，而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了。 再过几十年，新中国将成为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王时宣同志系临海西乡白水洋镇（街）人。家庭经济较富裕，政治上倾向进步，同情革命。这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来说尤其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
我同他第一次接触由临天仙武工队支部书记林江潮（49年初解放前夕为悍匪王继金刺杀牺牲，解放后追认为烈士）指定我前去白水洋联系。当时护送我前去的多数是大坪翁的陈方龙 （林江潮牺牲时被匪王继金追杀而逃去浙南至解放后返回）时间是48年12月间，以后多次下山去取得联系，时间多数是午夜。
白水洋街是临海至仙居枢纽要道。国民党匪军和股匪不但经常出没于该地，特务组织也活动频繁。敌情极为复杂。林江潮同志牺牲前经我联系主要有龙泉山大坪翁村陈方龙家和下杜张贤周家松树林等几户白水洋王时宣家也是其中之一。 林江潮同志牺牲后，这几家关系户仍由我经常出入。老林的牺牲引起了敌我力量的显著变化，敌特满以为能以二百石榖的代价买去林江潮同志的头，其余的人不在话下。
（当时我们支部仅有三人，林牺牲后，李松鹰去天台南乡邵开，杨光部，我们支部仅剩我一人，又是外乡人，目标易暴露，武工队其余成员多数系刚入伍的新同志， 在班长官采琪伙同下插枪去三门朱岙寻找主力）有鉴于此王时宣同志数次陪同我去其亲友家隐蔽。
股匪王继金的原得力助手其亲舅的策反投顺工作也多得王时宣的力后胡尧江弃匪经商并协助我们供给股匪活动情况，为（被）悍匪朱继翰（仙居厦阁）所忌，刺杀于白水洋街上。
同王时宣的联系系林江潮同志直接指定我去搞的没有横向的关系，这为地下活动纪侓所限。其他人有无联系我不清楚。不过当时我是工委成员之一，舍我恐无旁人。
以后我工作调动再没有碰到王时宣同志。当时他家孩子尚小，我也没有注意他家的生活家事。在他家住宿较少，吃饭都同他自己家人差不多，这样才没有引起敌特过多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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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尚有不明情况可继续函调。特此证明。
提供情况人永徐乡石讦支部党员乐子英
85年2月14日
该函复上海“华东师大数学系总支”
编者说明：正文于2010年12月16日刊出，附件增补于2012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