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考入华东师大的,1971年来数学系工作,1992年离开数学系调到校长办公室。在数学系度过的那21年是我工作经历最长的时间,也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那段时光老师们言传身教使我逐步懂得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同事,如何做人,如何把自己日常平凡琐碎的工作与整个事业联系在一起,使我受益终生。这些都是在读书时无法学到的,我无法忘怀那段美好的时光。由于我的大学经历与数学系密不可分,所以我将从进校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我于196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当年,物理系招收了四个班,其中两个班是无线电物理专业,另外两个班是物理专业。我于9月份入学,高等数学课由毛羽辉老师主讲（整个年级上大课,上课地点新一教室,教材是樊映川编写的《高等数学》）,王成名（王学锋）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然而，在上了两个月课之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成立了,我和同班同学都转到了这所学院。我们的高等数学就由从上海师院调来的刘俊杰老师讲授了,刘老师也是华东师大数学系1959届毕业的。
据说1964年,中央领导在上海考察时提出要为半工半读中等学校培养师资。全国范围内只有两所这样的学校,天津和上海各一所。当时,常溪萍同志既是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又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因此,于1964年9-10月,组织决定由华东师范大学抽调1964级物理系三个班、数学系一个班的新生和部分老师，于11月1日在华东师大大礼堂正式成立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常溪萍担任院长,卓萍担任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实际上由卓萍主持工作,学制为5年。
第一届的“半工半读”师院有三个专业:无线电物理、数理和机械。我被分配到机械专业,原先数学系的学生则转到数理专业。数学系的部分老师也一同转到了这里,包括徐元钟、何福昇、杨曜锠等,杨老师担任数理专业的辅导员。
我们一周上文化课，一周进行实践,我们机械专业在校办厂学习车床、磨床等机床的操作。希望我们能成为既具备较强动手能力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教师。
第一年,我们在华东师大校区读书,校门口挂着两个学校的牌子。
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牌子与华东师大牌子并列
第二年,由于我们属于上海的地方院校,经费来源、管理渠道等都是上海的,因此我们学校整体搬到了桂林路的上海师范学院东校区。不过,由于数理专业的实习点在中山桥附近,这个专业仍留在了中山北路华东师大校内。
1965年暑假,上海半工半读师院正式对外招生。
第二届的专业多了一些,增设了物理和电机两个专业。学校招收了不少教师,主要是两类:一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有关数学学科的老师有华东师大数学系毕业的郑毓蕃、周玉丽、蒋国芳、汪礼礽; 复旦大学数训班毕业的何积丰、蒋伟成等;厦门大学毕业的张九超。 二是各高校的在职教师调过来的王万中、何声武、谢寿鑫、林举干、征道生、徐小伯、魏国强等。
不久之后，“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也多次安排我们下乡下工厂劳动。学校也只招收了我们这两届的学生。我们原本是1969年毕业的,但后来推迟了一年,与第二届一起在1970年毕业（尽管我们的工龄仍然从1969年算起）。
毕业后，我们先去了位于崇明的上海警备区6386部队的军垦农场-富民农场进行一年的劳动锻炼。然后于1971年9月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
1971年9月,我被分配到数学系工作。当时数学系和物理系、校办厂三个单位是合在一起的,由工宣队领导。刘宗海老师是领导小组成员,他在数学系办公室接待了我. 报到后我跟着张雪野、陈信漪等老师一起挖防空洞,到农村劳动等。
首届工农兵学员于1970年底进校,有计算和数控两个专业方向。后来安排我和物理系的章元石老师、汪宗禹老师、谭叔婴老师和数学系的毛羽辉老师等组成物理组,准备给工农兵学员上物理课。由于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仅有小学的程度，我们从最基本的力学概念讲起。由汪宗禹老师主讲，而我则跟着学习。除了教学外,我还和学员一起在校园内挖防空洞,到嘉定马陆公社去劳动。
1971年底,上海市委作出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成立“上海师范大学”的决定。随后,于1972年5月,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和其他四校正式合并成上海师范大学。 这一合并让我与数学系的渊源关系更加密切了。
1972年培训班进校，我和学员们一起参与了下乡、下厂劳动。
到了1973年，我与原教育学院的姚仲琪老师一起给73级2班的同学上物理课,由姚仲琪老师主讲,我辅导,其间姚老师鼓励我讲了几节课。
从1974年9月到1977年7月，组织安排我担任74级1班的辅导员（2班、3班、4班的辅导员分别由祝杜林、童师傅和郭大华担任）。74级1班是计算专业，主要课程由林克伦、徐锦龙老师等计算数学教研室的老师担任。这个班级的学生学习刻苦，尊敬老师，与任课老师的关系非常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时间,他们渴望学习,刻苦钻研,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林克伦老师与这个班级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格外融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上课上得汗流浃背,学生主动给她递上热水毛巾。当然,她对待学生更是特别得好，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基础很差,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水平,而她却耐心地教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给基础薄弱的学生进行补课。她还将每月配给的一斤鸡蛋送给我班的维族同学，以增加她的营养（当时这位同学正在外面的工厂开门办学，而那里没有维族食堂）。
左起:陈果良,虞正秀,许兰萍,林克伦
那段时间，高校的教师和职员都需要轮流到干校和农村劳动。1976年下半年,我被安排到嘉定县封浜公社参加劳动（与我同去的还有王辅俊、阮荣耀、艾武等数学系老师）。当时，我女儿只有30个月大,家里没有老人可以照顾她,只好在托儿所全托。师大的托儿所还不错，保育员阿姨也非常负责。按照托儿所的规定,周六下午把孩子接回,周一早晨送到托儿所。然而，在外劳动的教师每月只能休假一次。有一段时间,我先生也正在外面出差,没有人可以接送孩子。正当我为难的时候,林克伦老师找到我。大概她从学生那儿知道了我的困难,她笑眯眯地说:“小马，你放心地去劳动吧，我来接送孩子。”我放心地将孩子交给林老师,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作为班级的辅导员，我与学生们自然是密切者。我的信条是:一是做好服务,二是努力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发现，这班学生很要学,虽然他们的基础并不好,但他们不怕吃苦,珍惜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刻苦地补基础,做课题。
我们班上，留在系里做老师的有陈果良、胡承烈两位。胡承烈后来出国深造了; 陈果良一直留在华东师大，后来成为了教授和博导。
1977年9月，我和作为“研究生”留校的周大恩、吴光宇、虞正秀、黄英娥等一起进修了一段时间，听蒋鲁敏老师主讲数学分析课程。
1977年底，高考恢复,随后1978年初,77级学生入校。
1978年春,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系办工室工作。系办公室在底楼,与徐震寰、吴珠卿、胡之琤等老师接触很多,他们给予我很多关怀、引导和指点，当时胡之琤兼任办公室主任（总支副书记）。 她带领着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我们彼此如家人般亲密朝夕相处。让我逐渐适应并熟悉系办公室的工作，为全系老师和同学提供优质服务。
办公室的工作，比较杂乱，在人手比较缺的情况下，什么都干，总务、设备、数学大楼的管理、学生考勤统计、教务管理等等。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改善条件，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时的历史条件，各个教学大楼脏乱差比较严重，我和学生会商量，发动同学，各班承包教室，学生轮流做值日生，办公室组织每天检查，根据地面、桌椅、黑板打扫的清洁程度给以评分，并公布在大厅的黑板上。检查评分工作由我和学生会干部担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个教室脏乱差的面貌有所改观，为老师和同学提供了比较干净的学习环境，就连一些外系的同学也喜欢到数学馆来复习功课。数学系的教室管理得到了总务处大楼管理科高念理科长的好评。
在办公室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乔理、倪明两位同志。乔理老师认真细致的工作在数学系是人人皆知的，在学校的教务系统中也是颇有名气的。他负责本科生的教学管理、排课、调课、教室安排、考场安排、教学任务书的下发、成绩的登录和信息的处理、学籍的管理……数学系是大系，学生人数多，教务工作量大，他就加班加点地干。在他眼里，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我多次于星期天和假日在办公室看到他忙碌地处理教学管理的事务。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完成每一份任务，送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办公室里的乔老师也给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78年以前，由于他坎坷的政治经历，乔老师的认真是和谨小慎微连在一起的。而1978年以后，他的问题得以平反，乔老师真正得到解放，焕发出无穷的干劲，他的认真体现出了他对工作的爱，对数学系的爱，对学生的爱,并且于八十年代中期，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和乔老师一起在办公室工作了14年，他的认真过细的作风教育着我，鞭策着我，他就是我身边的一面镜子。
数学系办公室合影（1986年）
前排左起:马继锋、乔理、许娅萍、胡之琤
后排左起：王静宜、倪明、王迎娣、徐振寰、黄涌新
1986年，在他退休的欢送会上，我曾写小诗一首，送给乔老师，表达了我对这面镜子的敬仰之心。
献给乔理同志的歌
您是衬托红花的绿叶一片，
您是预报春来的红梅一支，
不，您就是您啊，
乔理同志，
您有你的追求，
您有您的价值。
您把您的青春、智慧、才华，
倾注到平凡的工作--教务管理，
您把您的一颗心啊，
奉献给了万千个桃李。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您几十年的辛勤操劳。
记不清多少个节假日，你放弃休息，
数不尽多少个晚上，
别人都下班了，你还在灯光下写和抄。
只看见您黑发变白，
银霜爬上了眉梢。
老师们通过几个系上课的比较，
纷纷称赞老乔：
“数学系的教务工作，
细心、准确、周到。”
同学们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
得到了乔老师多少关照，
踏上工作岗位多年，
还忘不了办公室的老乔。
您是衬托红花的绿叶一片，
您是预报春来的红梅一支，
不，您就是您啊，
乔理同志，
您有你的追求，
您有您的价值。
您也是教育战线辛勤的园丁，
为桃李生长施肥、锄草,尽心尽力。
看今朝，
神州大地，
万千桃李娇娇，
您在丛中笑。
倪明同志敢于打破常规，积极探索，不断追求,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励着我。 1984年7月,倪明同志毕业留校在系办公室担任教务工作，准备接乔理同志的班。从此，我们俩共事了将近六年，直到他调到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工作。
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我逐渐感到这个青年同志不仅较快地熟悉了教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并且任劳任怨，只要系的工作需要，他都不说二话，干。比如负责收发的杨振新生病较长时间，系里勉为其难让倪明兼做收发了一段时间，他抓紧自己本岗位的工作，挤时间搞好系里的收发。校门口收发室戏称为“大学生”收发员,尤其是1985年春夏季节。这段时间，属于学生的毕业季，两个系（新成立了数理统计系）的工作任务本身就繁重，再加上乔老师和我先后住院，教务这块就留下倪明一个人。事后我才知道他的辛苦、忙碌的程度：白天基本上只能接接电话、接待与交流，相当于“门诊”，安心做事只能留在晚上，甚至在大厅里写调课通知也只能晚上才写。细心的系领导要求教师能自己做的，一定不麻烦办公室、倪明。就这样，两个月总算扛下来了，倪明作为一名新人有多么不容易啊。
更可贵的是倪明同志不安于现状，有思想有追求。他留校不久，就和刘庆一起研讨、摸索用计算机打印学生成绩记录的事，八十年代数学系的计算机还是纸带穿孔，他和刘庆不断摸索，不断试验，终于搞成了，这是全校的首创啊！
我们俩成了好朋友，一起谈论系办公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讨论高校基层单位教务工作的规律，起草系办公室教务、总务、设备等各个工作岗位的工作流程和岗位规范,不断地思考改进办公室的各项工作。是倪明这个青年同志积极探索，勇于追求的精神鼓励着我不断向前。
在办公室，随着我系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研究生工作秘书的工作量不断增大，就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也见证了数学系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我系比较早地开始考虑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1977年下半年就多次对“小木匠”郑伟安进行全面的了解、考试、政审等，并于1978年初打报告给上海市教育局，要破格录取郑伟安为研究生到系就读。经上级同意，郑伟安于1978年3月10日报到入学,并列入1978年研究生录取名单。
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入学考试于当年的四五月份举行，复试在七月份进行。那一年共招收了23位研究生,总体上研究生的年龄比较大。涉及的研究方向及人数分布如下：代数群8人（计划招收5人，由于其他专业没有招满而扩招）、函数论5人、概率统计3人、控制论5人、计算机软件2人（计算机系成立后，随指导教师到计算机系就读）。
曹锡华先生的研究生，第一批于1981年进行硕士论文答辩（主席为万哲先教授）的研究生有三位：王建磐、叶家琛、时俭益. 他们的论文都做得不错，准予毕业。
时俭益后来去英国深造，并拿到了英国的博士学位后再回系工作。
1981年年底，学校招了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全校有4人，其中历史系和心理学各1人，数学系有2人：分别是王建磐和叶家琛，他们都跟随曹先生做代数群的研究。
1982年，国家要授予一批博士学位,我们学校选中了王建磐,他的论文再次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段学复教授。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论文达到了博士水平,成为我国首批18位博士之一。 这是我们数学系的骄傲，也是华东师大的骄傲。
第二届是王继延老师那一届，共有10人，分别是偏微分方程3人、计算方法4人、泛函分析1人、数学基础2人。数学基础的导师是程其襄教授，印象是与上海师院的应制夷老师联合培养的。
“文革”之后的第一届本科生是1978年春至1981年冬，学制周期有所差异。相应地，这一届的研究生招生信息发布于1981年的上半年，秋季入学后进行考试，1982年春开始入学。这届共招了13名研究生，分别涉及代数群（5人）、二次型（3人）、泛函分析（3人）、常微分方程（1人）和数理统计（1人）等研究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的导师逐渐增多，招生数也有所扩大，而且由于各用人单位急需人才，计划分配的研究生毕业生供不用求，出现了定向委托培养这种模式。委托培养就是用人单位出研究生培养经费委托我们培养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到该单位工作。这部分生源有两种，一是用人单位派年轻同志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合格录取，毕业后回本单位工作，二是由培养单位在当年有关专业考生中征求本人意见，作为委托培养生录取。1984年那级，共招收了23人，其中：代数（代数群、代数几何、李代数、二次型）5人，微分几何3人，复变函数6人，运筹学2人，图论3人，计算数学2人，数理统计2人,其中委培的有3人。那届，数理统计方向还招了研究生班（二年制的）也有23人，印象中委培有不少（10人左右）。1984年12月，数理统计系成立，第二年暑假后，他们的研究生工作就完全独立于我们数学系了。当然，那时两个系都在数学馆，排课、考试，本科、研究生等都需要通盘考虑的，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1986那届共有26名研究生，涉及的专业包括代数、几何、函数论、方程、计算数学、运筹与控制、数学教育等研究方向,其中有6人是定向委托培养的。
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基础训练，拓宽研究生知识面，我们系的老师们经过多次研讨，达成共识，数学系在一年级的研究生中开设了代数基础和微分流形、实与复分析等三门基础课程，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必读。到了二年级，除了个别几个专业在一起修读偏微分方程之外，各个方向的研究生开始修读本方向的课程了。这样的措施使研究生基础扎实，有利于专业方向研究的高与深。我系的这项措施在1987年召开的“国家教委直属六所师大数学系硕士研究生工作交流会”上交流，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
在这期间，招生工作中的两件小事使我对曹锡华先生识人育人的本领感受很深。一是1981年秋研究生招生时，杜杰考试平平，仅仅及格，其他导师不愿意接受，曹先生大度地说：“那么就给我吧”。 二是1982年研究生招生时，席南华仅是师专毕业，复试后，曹先生就把贾柯勃逊的一本书交给他，要他抓紧时间好好研读。现在杜杰和席南华两位在学术上成绩非凡，是货真价实的专家。席南华还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曹先生真是当代伯乐啊。
我校作为重点师范大学，还有帮助其他兄弟院校提高师资水平的责任。在80年代初期，来我校进修的教师比较多。所以除了做研究生工作秘书的之外,我还负责进修教师的管理,以及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课程班的招生与教学管理。
我热情对待进修教师,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根据他们的需要,协助安排指导教师。我系的老师们也认真对待进修教师，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确实有收获，有提高。
印象中，助教进修班办过数学教育的一个班，基础数学的两个班，其部分课程与研究生合上。进修教师和助教进修班学员的年龄比研究生大不少，他们自我管理能力强，与我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个别老师现在还跟我联系呢。
我做研究生秘书-教务（教学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几位做教务工作的一部分。我刚做教务的时候，碰到问题总会问乔理老师，他总是很快帮我解决。 大家都知道，乔老师有一手好字，而我的工作需要写正规的文书，所以不可避免地需要他帮忙。
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数学系的教学工作除了本科、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之外，还会举办一些学历班。比如，与上海市经委质量处合办的全脱产两年制数理统计专修班，第一届是在1982年秋季入学，由于补考了1983年的成人高考，导致毕业时间推迟至1984年11月（共办了四届，以后是数理统计系的事情了）。1986年为了解决上海师资的紧缺问题，我们还办了一届两年制的师范专科班。1987年,为提高上海数学教师的专业水平，举办了为期三年的硕士学位课程班（数学教育与数学史）。这些教务管理工作，也是我们几位分工不分家合作完成的。
作为研究生秘书工作，很多时候虽然忙忙碌碌,但都属于常规性的工作。在招生考试那段时间，不少事情需要突击。好在前段由乔老师的帮忙，1984年以后有倪明的参与，使得这项工作开展的井井有条。就工作量而言，我系的研究生秘书工作的量算是大的（当时全校我系和中文系考生最多）。值得庆幸的是，多年来我在寄送考卷、发送成绩、通知复试及入学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收获最大的，我学到了很多之前不明白、不熟悉的事情. 同时，我也目睹了我们数学系的蓬勃发展，我系研究生导师逐渐增多，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也不断增加，我系除获得“基础数学”博士点外，还争取到一级学科数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令我兴奋。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渐地成熟。组织也不断地给我压担子，1983年担任办公室副主任，1986年担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担任副系主任（分管人事和行政）。在徐震寰、吴珠卿、胡之琤等老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逐渐懂得尊重团结办公室的每一位同志。也逐渐懂得我们手里的每一项琐碎细微的工作都是与咱们系培养教育人的大事业密不可分的，管理的真谛是服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调到校长办公室工作时，田万海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马，你调到校办工作，可要记住更好地服务基层啊。” 在这方面胡之琤老师对我的教育，影响是我永记心怀的。
胡之琤老师是老党员，她待人真诚，工作仔细认真,对我影响帮助很大。她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逐步使我懂得自己手里的细微的工作与整个系的关系，她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收集、整理档案,一直到我1992年调离数学系，都和胡之琤在一起，我对她感激、怀念。以下是我离开数学系时想对她说的心理话。
笔者与胡之琤
大姐、朋友—之琤
您是令人尊敬的大姐，
您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如冬夜里熊熊炭火，
似盛夏的丝丝清风，
这就是您-我们的之琤。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
这是相处二十年的体验。
哪位同志生病住院，
您总是出现在病榻前。
为了抢救老徐，
您请医、找药，
一趟趟地跑医院。
哪管自己身体有病，烈日炎炎！
我自己住院，
您看护到深夜，
姐妹深情现。
哪位同志有了缺点，
您善意批评，爱护百般。
还记得“八九年的政治风波”，
您把学生们看成自己的孩子，
一次次找他们谈心，
帮他们端正航向，走出怪圈。
为了他们的前途、成长，
把工作做到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单位，
哪管千里路远！
哪位同志有了困难，
都爱跟胡之琤谈谈，
您是想方设法帮助他越过难关。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更不是空话连篇，
您用您无私的爱心，
把共产党员的本质体现。
对待工作如夏天般火热，
这一点更感受深切。
在党务战线上，
三十多年如一日，
您默默奉献、呕心沥血。
捧出了您对伟大事业的一片真诚，
显示了您信念坚定，意志如铁。
份内工作，
您认真仔细、一丝不苟；
份外之事，
您真心相助、极端热情。
那一份份工整的档案，
那一叠叠整齐的材料，
凝聚了您的心血和智慧，
体现了您的辛苦和劳动。
这是数学系的“史记”，
是数学系继续发展的根基。
前几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党的思想工作受到损害，
有的党务工作者都转向了，
您却坚守岗位，
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思索：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如何开展党的工作。
更难的是，前年那些艰难的日子，
在人员缺，难度高的情况下，
您没白没黑，忘我工作，
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刚毅，
展示了一个战士的韧劲。
曾记得那一次次亲切的交谈，
忘不了那一次次热烈的争论，
对党内不正之风，
您表示了切肤的痛恨；
对党和祖国的命运，
您表示了深深的关切；
对不尽如意的大环境，
您表示了丝丝忧虑，
总想以自己的模范行动，
来影响别的同志，
来改善周围的小环境，
给我们亲爱的党
添上一分热，
增加一份光。
是一块砖，
要砌在大厦的墙基；
是一颗小草，
要为春天献上一片葱绿；
是一颗螺丝钉，
就要永不生锈，拧住机器。
这就是您—我们的之琤。
毛主席曾经讲过：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您在前面实践着这金子般的教诲，
后来者也刻苦磨炼，
努力进取，永不后退！
前排左起:王继延,胡之琤,笔者,黄丽萍,汪礼礽,唐瑞芬
后排左起:陈志杰,徐震寰,胡启迪,曹锡华,陈汶远,毛羽辉
一个单位的风气和工作氛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在其中工作的人是确确实实感觉得到的。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心情舒畅，工作有劲头。数学系好的工作环境和谐向上的氛围是数学系历年来的老师们长期积累和沉淀形成的。这里既传承了李锐夫、程其襄、曹锡华等老教授们留下的爱国爱党、团结互敬、严谨治学、尊师爱生、勤奋向上的好氛围，又有徐震寰、胡之琤等党的好干部，他们关心人，爱护人，理解、尊重每一个岗位上的同志，善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为数学系的发展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更有曹锡华、胡启迪、陈志杰等历届系主任、副系主任等一大批数学系的骨干力量。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没有当官谋利的杂念，满怀着为建设好数学系奉献的决心，正如陈志杰老师所讲的，当系主任如服兵役、是尽义务，全心全力，全力以赴。在全系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团结向上、做事认真的良好系风和职场氛围。我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了21年，特别是在徐震寰、胡之琤同志的身边工作。 在胡启迪、陈志杰两位老师担任系主任时我分别担任办公室主任和分管人事行政的副系主任，和他们接触更多，受到的教育更多，感受得更加深刻，他们是我人生的导师，我是他们编外的学生。我感恩数学系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氛围。
我怀念在数学系工作了21年的美好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