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0日中午11点接到张师母的紧急电话，我匆忙从华师大中北校区赶到第六医院。12点10分，医生宣布张先生已经病逝。我的终生导师----张奠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最近短短的几年里我们函数论教研室相继失去了魏国强先生，徐小伯先生。这次又失去了张奠宙先生。令人悲痛！前二位都是我敬重的师长，又是我多年的同事。而张先生却永远是我仰慕的恩师，是慈父般的导师。
在我人生的道路要做出选择时，张先生总是给我指出了最好的道路。
1982年我本科毕业留校。虽然留在函数论组，但还兼任辅导员工作。如何在华师大立足，是我面临的重大选择。张先生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织了泛函分析的讨论班，邀请我参加了讨论班。在讨论班上常常是张先生的指点，使我们在众多的参考文选中找到了当时热门的算子联合谱的研究方向。从此我就开始了查资料，动脑筋的数学研究工作。张先生是我数学研究的第一引路人。
我同时还参加了当时泛函分析所有研究生课程的课程和考试，并且在1986年后拿到了同等学历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硕士学位指导老师挂名程其襄先生，但是实际上的导师不折不扣是张奠宙先生。
1985年张先生给我出了个idea。凭我当时的智商情商，这是我自己绝对想不到的，但这个idea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当时教育部还没有允许同等学历可以获取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政策，但允许学士越级报考博士研究生。他大胆建议我不必拘泥于同等学历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而应该去报考复旦大学赫赫有名的夏道行和严绍宗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三位敬重的师长，魏先生、徐先生和张先生都有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历，都为我写了分量十足的推荐信。其中，自然张先生的推荐最为重要。为此张先生还直接打电话给严绍宗，介绍我的情况。这样在我37周岁那年，又到复旦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和拼搏。这是我参加77级高考以后人生又一次最重大和最正确的选择。
在复旦学习期间和毕业以后，张先生又有了新的想法。张先生认为我们在算子联合谱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应当把这些成果组合起来，写一本专著。因为其他年轻学者都到美国学习工作，张先生把算子联合谱的论文合并整理的工作交给了我。 经历一年多的工作，《算子联合谱》专著出版了。这本书包括了联合谱的基础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成为学习了解算子联合谱的捷径。
从复旦毕业回校后，张先生主要精力已经转到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研究上。我与张先生的联系则主要集中在《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的基础知识》教科书的各次改版和改编。此书开始主要由程其襄和张奠宙等撰写。程其襄先生去世后，张先生成为了唯一的原始作者。张先生在三版改编中，又发挥了他卓越的文字功底，在各章的前沿用生动的比喻讲解了实变函数要解决的问题和方法。为此我们的教科书销量大增。每年都有二万册的发行量。当然这其中张先生的贡献巨大。
今年春天以来张先生身体欠佳，一直住在六院干部病房。我家离六院近，我常去看望他。另外教科书又面临第四次改编，很多事情都要张先生作决定。七八月份期间，张先生多次病危，儿女也从美国赶回来。但张先生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九月底，六院诊断张先生患有肺结核，要求他转院到肺科医院。但此时肺科医院没有干部病房的床位，六院给张先生和张师母的选择是，要么立即转院到肺科医院普通病房，要么在六院停止肺病医疗。那天我正在六院。看到护工戴上了口罩，要求提前解除护理合同。张先生和张师母当时左右都无法选择，陷于了无助的困境。张师母最后只能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儿女拿主意，此时我看到了我的无能和无奈。一生受恩于张先生的我，在这关键时刻，却只能无动于衷。这一幕阴影也许会永远会留在我的脑海里。
六院的诊断其实是一误诊。张先生很快就回到了六院。一次我在医院时，恰逢前校长王建磐等看望张先生。那天张先生精神状况不错，在他们离开病房时，张先生要求与各位一一合影。张先生特别还要求与我合影。张先生请护工把床摇起来，并握住我的手，微笑中完成了合影。这是我与张先生最后的握手，最后的合影，必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永远的怀念!
张先生千古！
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