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徐小伯先生春节前在苏州心圆护理院去世。
回顾与徐先生几十年来交往的过程，点滴小事一幕又一幕呈现在眼前。
我是在大学本科二年级上实变函数课认识徐先生的。从第一堂课开始，我就知道先生具有与大多数任课教师不同的特性。
上课前先生很早就到了教室，对黑板要求非常干净。即使学生预先擦完黑板，先生总要用力把黑板擦上的粉笔灰在黑板底边刮干净，再重新擦，直到整个黑板全黑，如同湿布擦过一样。
徐先生在黑板上写字非常用力，很少写错擦掉重写的。黑板上的每句话每个公式似乎都是要点。写满黑板时，他会用上他的特制武器，一块小黑板挂在大黑板上，用预先写好的教案继续他的课程。
几乎每堂课徐先生都要拖堂，上课安排在下午一点，两节课应在二点四十分结束，但每次他都会在五点左右才结束。同样的课程为什么徐先生要用这么多教时呢？实际上，当时文革刚结束，教材比较混乱，各个版本的教材对勒贝格可测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先生在小黑板上把所有八种不同的可测性定义写了出来，以及它们之间等价性证明的路线图。如此拖堂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的这种教法很多学生非常满意，也有一些学生不太适应。有些学生在下午三点以后都离开了教室，但先生并不介意，继续他全神贯注的教学。
对非常抽象难懂的实变函数论，徐先生每堂课都有很多生动的比喻。例如，为了说明几乎处处收敛和依测度收敛的区别，他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比喻。他用闪耀的霓虹灯来比喻在有限区间上依测度收敛而不是几乎处处收敛的例子，又用海宁观潮来比喻几乎处处收敛而不是依测度收敛的例子。这些比喻十分生动简明，使我至今难忘。与77级同学交流叙旧时，谈到徐先生，无不为先生这些神奇比喻称道。
徐先生考试并不会过多为难学生。学期考试安排在新四教室。叫人称奇的是，考前他宣布考试时间没有限制，暂时做不出，可以休息睡觉，他总会奉陪到底。
考完后，徐先生公布了分数，并宣布有疑问者可以查卷。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查卷学生。我虽然较快答完了试题，但对几处涂改不甚满意，又要了几张纸重新誊写一遍，反正没有时间限制。没想到有一处少抄了些什么。对申诉我并不抱有希望，没有想到的是先生静静听完我的申诉后，他找到了我的原始考卷。他把所有的考生的草稿纸居然每一张都留了下来。先生认可了我的申诉，居然没有扣分。
徐先生讲的实变函数内容涉及好几本书，布置习题也是来源众多，其中苏联的那汤松里的习题非常难。徐先生在我们班还组织了解题小组，最终把好几本书的习题全部做完。其中有一题要求构造可测集，使得与任何区间之交测度不为零，并且与此区间的余集之交的测度也不为零。为解此题，我与徐先生多次单独接触讨论，使我对先生渊博的知识和忠厚的为人，萌生了深深的敬意。
1984年我留校为徐先生的实变函数课当助教，使我对徐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先生备课非常非常认真仔细，每次上课都在办公室冥思苦想，准备教案，准备小黑板，如同准备一场战争。但对考试，先生并不十分在意，他全权委托我操办，只有一个标准，不及格每班不能过多。我向他报告似乎难以办到，他决定每人送底分20分后终于达标。补考安排在教研组办公室，先生规定交卷前必须先由我查看，合格者方能离开。
1985年我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先生与张奠宙先生一起为我写了推荐书。徐先生曾是复旦大学陈建功的高才生，上海市青年教师的模范。在我读博期间，我才知道先生也是复旦人，还时常牵挂着复旦事。先生常问我复旦学习什么内容，读什么书。记得1987年春节前，他赶到我家，因为他听我说复旦张荫楠先生为我们博士生上了门“无限维空间的测度与积分”的课程，希望能看看我的上课笔记。得知我笔记放在复旦的研究生宿舍时，先生急不可待地要了我的宿舍钥匙，亲自在春节前赶到复旦大学取回了笔记本。
复旦毕业回校后，有一段时间与先生联系不多，只是在校园里看到他穿着蓝色中山装，骑着自行车。后来先生退休了，经常看到他到学校食堂打饭吃饭，依然很少话语，总觉得他有点孤单。
九十年代初，先生到办公室找到了我，问我能否找一个地方储放二十斤小鱼干。原来先生有位兄弟在青海，那里生活条件差，每年开春时，先生都要寄一些鱼干给这位兄弟。没想到那年青海条件改善了，兄弟不要鱼干了，先生决定自己消费这些鱼干。但鱼干总有腥味，放在家里怕闹矛盾，只能找我了，我找到系办公室，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储放这些鱼干，最后只能放在我办公桌下面的箱子里。好几个月后，徐先生才把那些鱼干吃完。
九十年代开始，函数论教研组在教师节总会与退休教师一起聚会一次，每次都是由我通知徐先生。聚会时，先生照旧是沉默寡言，低头吃饭。先生食欲不错，经常是他包吃剩余的。看着徐先生，不觉感到他老了。最后一次教研室聚餐后，先生默默送我到车站，似乎要说些什么，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说的。
前几年得知由于回家不认路，家里决定把徐先生送到苏州护理院。2016年春天，受张奠宙等先生的委托，我到苏州心圆护理院看望他。一进病房，只见他萎缩在床头，闭着眼，双手各拿一块小毛巾。我轻轻叫醒了他，没想到并不是如人所说，他已不认人了。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来了？十一点左右，我看到护理院给他喂了午餐，就是菜粥，也许加了些肉丝或肉酱。护理员告诉我，很长时间没人看他了，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休息，偶尔坐起来在椅子上吃饭。双手握小毛巾是防他不经意时抓伤身体。这个护理院条件还不错，有护士等医疗人员。只是我仍然心头升起一丝伤感，没有亲情，没有交流，徐先生如何度日？
2017年我与赵小平，陈果良老师谈到徐先生的状况，决定在春节期间再去看望徐先生。与上次不同的是，护理员告诉我们，先生的一侄子常来看望，我们来前刚来过。徐先生依然话不多，临别时翻来覆去的话是：你们很忙，不要来了，也不要带东西。
没有想到2017的见面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
不知临走时先生身旁有什么人陪伴，先生有留下什么遗言？
张奠宙先生说得对：天堂里没有烦恼，只有自由！也许徐小伯先生只有在天堂里才能回到青年时的英气勃发，才能回到文革后的忘我工作。
但愿天堂里常有人陪伴先生，但愿天堂里的郎朗笑声来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