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理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与运筹学一起，所冠名的“运筹学与控制论”，已列为数学类下的一个博士点学科。日后新生长的跨学科“系统科学”类下，它又以“系统分析与集成”名称，列为博士点学科。追溯到40多年前，说要在师范大学的数学系，白手起家，建设“控制理论”学科，真有点不可思议。那么当年一批30岁上下的华东师大数学系青年教师，是怎么走上创建新学科之路，又如何在新时期发展新学科，成长为一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控制理论队伍的。其中创业精神和创建历程，足以使我们欣慰：无悔此生。
（一）在实践中摸索。1971年华东师大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在特殊历史时期，“数学要为生产实际服务”成为当时的现实任务，于是师生结合去社会调查。回来后，数学系确立了联系实际的几个方向，并把师生按几个方向分组。其中“自动化实践小分队”一脉，就是今天“控制理论”组的源。当时自动化实践小分队，由13名工农兵学员，和一批以60年代初毕业为主体的青年教师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微分方程教研室（杨庆中、毛羽辉、胡启迪）、概率统计教研室（陈淑、袁震东、阮荣耀）、函数论教研室（陈效鼎、汤羡祥）和政工干部（徐振寰）等。自动化实践小分队的教师全面承包13位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课题、开门办学等整个教学活动，这是团队的起步阶段。有两个项目成为组织教学的典型产品：（1）在制造业的模具生产中，正显露数控线切割机的作用，它是专用计算机的应用。生产过程中需大量编制各种曲线的程序，涉及几何图形和微积分思想的教学。当时就选定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电器厂为开门办学基地。（2）在调查上海造船工业情况时，发现船体钢板型线的切割是个重大工艺，如何制造专用计算机来自动切割各种型线的钢板，成为一个技术革新项目。我们就把它作为典型产品来带动计算机及电子技术的教学，造机基地设在丽娃河畔的外语楼里，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真刀真枪，移交上海造船厂使用。此阶段业务实践中认识到：实现自动化的利器是计算机，计算机应用是个广阔天地，数学是可以作为的。尽管当时上海的计算机水平还十分低下，数学的使用还十分初级，但我们看到了计算机学科发展的前景。
1972年后，五校合并，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阶段。合并后教师队伍扩大，上海半工半读师院的郑毓蕃、周玉丽、俞德勇以及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的教师充实到自动化实践小分队来。1973年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入校，人数达40人左右，形成了专业规模。根据教学实践的特点，自1974年起更名为“数控班”，教师的实体为“数控组”，由胡启迪任组长，徐振寰任支书。此后逐年招生，形成1974级、1975级、1976级数控班。此阶段联系实际的课题在摸索中扩大，计有上海石油加油站的计算机实时监测课题；上海调节器厂的计算机控制单晶硅拉制项目；上钢五厂力学持久机温度群控的数学模型设计项目，以及由此进一步推广、发展的一系列项目；上钢十厂冷轧钢板计算机实时控制厚度的数学模型项目；玻璃瓶十厂、闵行电机厂、胜利油田的计算机应用项目等。
1977年五校合并时期数控组教师合影。
前排左起：张文琴，曹伟杰，陈淑，周玉丽，吴蕴辉；
中排左起：汤羡祥，杨庆中，李承福，徐振寰，胡启迪，徐春霆，郭荣源，王家声，季康财；
后排左起：顾云南，马国选，黄金丽，陈效鼎，阮荣耀，郑毓蕃，刘俊杰，毛羽辉，袁震东，黄国兴
在工农兵学员时期，五届“数控班”学员，除基础数学外，侧重在生产中的计算机应用，得到实践训练。五届毕业生，除哪里来到哪里去外，留沪的毕业生，主要在以下领域发挥作用：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基础数学教师队伍的补充，分布在华东师大、师院、上教院、交大、中纺大、华东化工等校；成为新兴计算机学科的补充力量，以华东师大为例，计算机科学系、教育信息技术系，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黄国兴成为新建软件学院的负责人；为初创的上海宝钢基地输送了计算机应用的技术力量（如卢立铭、马亚平等）。
（二）捕捉到新学科的真髓。我们在辛勤承担工农兵学员的培养工作中，始终不忘历史使命：在经典的数学学科中，开拓为生产实际服务的领域；在广泛实践基础上，提炼和升华新的学科理论。我们认识到，如果仅仅为实践而实践，忘却了数学，忽视了理论的推进，那就失去了数学工作者的职责。在大量实践的摸索中，到了文革后期，有三股力量促成我们捕捉到新学科的真髓：（1）学习了国外文献资料。组内教师组织讨论班，以古特温的《控制论》和绪方胜彦的《现代控制工程》为教材，系统接触了现代控制理论，并开始阅读和讨论各种国外的影印论文。（2）寻师访友，找到知音。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控制论在欧美学术界受到空前的重视。錢学森院士是最早提醒中国科技界重视这新兴领域的。结合国家的“两弹一星”任务，根据国防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在钱学森倡议下，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立了控制理论研究室，关肇直院士负责组建并亲任研究室主任。我组教师走访了该室，受到了很大启发。（3）对联系实际项目的聚焦。我们曾参加了许多计算机应用项目的实践，经历了从“数控`”到“群控”，从“程序控制”到“过程控制”的摸索，最后聚焦到对生产过程对象实施计算机实时控制时所需设计的整套数学模型，正是我们可以作为并取得成功实践的地方。以上三股力量，促使我们思想升华，找到了结合点，捕捉到新学科的真髓，即现代控制理论。必须指出，在聚焦新学科过程中，郑毓蕃、袁震东、阮荣耀站在前列，起了先行者的作用。现代控制理论是生产过程计算机实时控制所赖以需要的基础理论。这个基础理论所需要支撑的数学工具极其广泛，包括分析、代数、概率、统计、方程、计算科学等多方面知识。这个理论所适应的科学技术是计算机、通讯、控制，即简称“三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发展。在控制理论界，一般都认为，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应以卡尔曼（Kalman）在1960年提出能控性、能观性及系统状态方程等概念为起点，以卡尔曼滤波、庞德里亚金的最大原理和别尔曼的动态规划为主要内容。这个理论自身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涉及系统建模、系统辨识、最优控制，和线性、非线性控制系统理论。此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在华东师大数学系开拓的新学科，冠名为“控制理论”，那时正值“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以新的激情，迎接新的时代。
先与学界广泛联系，开展合作交流。我们与上海交大张钟俊教授、华东化工学院蒋慰孙教授为代表的自控界权威，开展学术交流，找到共同语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工程界及大多数工科院校的教师，对現代控制理论还十分陌生，甚至抱怀疑态度，認为这些都是些数学上的结果，是“好看不实用”，工程上还是使用傳统的PID方法。正如张教授有趣地说到：文革中，搞“控制理论”在自控界被视为脱离实际而批判，但在数学界却视作联系实际。他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联手合作发展了。同时我们与上海数学界合作，主要是复旦大学李训经教授的“最优控制”组和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的张克邦、何焕熹等合作，后来一起在上海数学会，推进新学科，服务社会。70年代末，我们在上海科学会堂，代表上海数学会连续举办多次讲座和培训班，为上海工业界、高校等普及控制理论学科以及计算机应用，受到广泛欢迎。
继又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了合作伙伴。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南开大学数学系和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部分教师，和我们一样，走了类似的路，成立了独立的控制理论队伍。当“四人帮”打倒后，相互交流时，有相见恨晚之感，坚定了创建新学科的决心。1977年以厦大、南开和我校为发起单位，在刘佛年校长的支持下，在我校召开了一次具全国规模的“控制理论及其应用学术交流会”，热气腾腾，为“科学的春天”增加了春色，并载入我国控制理论发展史册。许多自动控制的名家与数学家在会上发言，数学家王柔怀教授（吉林大学）、王寿仁教授（中科院数学所）等肯定了我们组对于LQG（线性、二次、高斯）控制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现代控制理论的研究方向。会议建议，恢复全国自动化学会的活动，今后以自动化学会名义，每一年半定期召开“中国控制理论及其应用学术年会”，轮流在各地举行，首届定在1979年在厦门召开，由厦大承办。由于`参加者十分踊跃，以后又改为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名称改为CCC会议( China Control Conference)。我室的老师积极参加，几乎每次年会都能见到华东师大控制理论教研室教师的研究成果。还决定组织全国现代控制理论讨论班，由中科院控制理论研究室负责牵头，1978年暑假在北航举办，我们教研室成员几乎倾巢而出，渴求新知。
1978年暑期赴北航参加全国现代控制理论讨论班的教研室成员留影。
前排左起：周玉丽，陈淑；
后排左起：阮荣耀，杨庆中，郑毓蕃，胡启迪，马国选，毛羽辉，陈效鼎，袁震东
（三）在坚持中前行。正当我们经过多年摸索，找到“控制理论”入口时，大环境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拷问：文革后，“拨乱反正”，合并的五校，除半工半读师院外，已恢复原貌，教师也回归原校，华东师大数学系正恢复元气，奋发向上。那么近10名控制论组教师何去何从？特别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华东师范大学为什么要搞控制论？我们并不纠缠具体的争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认识是：多年的探索来之不易，一切有意义的实践来之于坚持。我们已开了头，迈了步，那就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我们也清楚，我们的教研室与别的室不同。老学科都有老教授、权威，这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我们没有学术权威。老学科都有现存的基础理论，我们新学科，没有现存体系，一切需要自己从头去认知、吸收、建立。因此，我们要前行，必须坚持实践、集体协力、取众之长、各尽其责、整体协调。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必定是集体的成果。作为室主任的我们也自勉，必须协调各方、驾驭全局，这是事业成功之所需。时任系的领导郑启明等尊重我们的选择，也对我们寄予特别信任。特别系主任曹锡华教授，一直关心我们的发展，这些我们都不能忘却。
这样，控制理论教研室与系的其它七个教研室（代数、几何、函数论、方程、计算数学、运筹、中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并肩启航了。
1979年参加全国控制理论及其应用学术年会（厦门）后与关肇直院士合影。
左起：李训经（复旦），袁震东，阮荣耀，关肇直，郑毓蕃，胡启迪
正当我们整队启航时，全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大好局面，天时助人。我们这批40岁上下的中青年队伍，正有用不完的劲，全身心投入到学科的建设中去。室里为此作了如下部署：（1）处理好系与室的关系。教研室是系的一个基层组织，要确保学科发展，必须有积极为系的基础教学做贡献的意识。我们主动承担了本系基础课教学。恢复高考后77级《数学分析》教学，就由我室打头炮，分两个中班，由胡启迪、毛羽辉分别主讲，汤羡祥、周玉丽辅导，以后几届，又增杨庆中主讲。除此外，教研室每年还满负荷地承担外系的《高等数学》。（2）开展学科讨论班。提高室的学术水平，建立两个学科组，一个是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由袁震东、阮荣耀、汤羡祥、周玉丽、陈淑等组成；另一个是线性系统理论与最优控制，由郑毓蕃、胡启迪、陈效鼎、杨庆中、毛羽辉等组成。（3）让一些骨干早日“走出去”。利用开放机会，创造条件，尽快接触世界控制科学的前沿。1979年袁震东就赴德国参加了IFAC召开的系统辨识会议，通过那次会，找到了以后出国进修的导师。1981年秋，袁又赴瑞典林雪平大学作访问学者，师从控制论专家莱纳特·荣教授。八十年代初，郑毓蕃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国际著名控制理论教授Wonham指导下进修，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4）创造条件，“请进来”。让国内外专家为室里的师生讲学。比较有影响的有英国Salford大学的控制理论专家Fletch博士的系统讲课。另有Kalman教授（Kalman线性一般理论和卡氏滤波器的创立者）、多伦多大学Wonham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Ljung教授、美国陈启宗教授以及中科院的陈翰馥院士、韩景清研究员、东南大学的冯纯伯院士等都访问过我室并讲学。
由于大家努力，乘改革开放之帆远航，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以下成果：
（一）控制理论的教学成果
（1）承担拔尖生的专门化教学。当时在77级、78级四年级学生中，专门挑选了一些优秀生，进入控制论课程的学习。如韩正之（现是上海交大教授）、谈明德（现在美国伊利诺州）、吕美润（现在美国德州）、王珂（现在瑞典爱立信公司总部）、陈锡台、林涛等拔尖生，以后都在国内外获取博士学位，并在控制理论领域有很大作为。
（2）从无到有建设了一批本科教育的选修课。供数学系高年级学生选修。计有：“现代控制理论引论”、“线性系统理论”、“系统辨识”、“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系统工程及其应用”、“系统科学初步”等课程。有些课程不仅在数学系开，而且在电子系、计算机系、教科院、教育管理学院开设，引起学生很大兴趣。有些学生由此走上了对控制论兴趣的道路，报考了研究生和在国外深造。这些课程都相应编写了讲义，进而出版了教材和专著多部，其中由毛羽辉执笔的，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控制理论引论》，影响尤为广泛。
（3）承担改革开放后培养第一批控制理论研究生任务。这是一项可称颂的成果。当时我们队伍本身还在学习新学科的过程中，可见任务之艰巨。为此成立了由阮荣耀、袁震东、郑毓蕃组成的研究生教学小组，挑起边教边实践的研究生工作重担。1978年春，经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录取了陆吾生、陈树中、王行愚、胡仰曾、张有鋐等五位研究生。这批文革前和文革中分散在各地基层的有为青年，研究生的招考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能和进一步深造的平台。研究生教育也促使导师们更加关心控制科学的最新动态，增添了教师科研的动力。入校后，他们学习勤奋，讨论班报告准备充分，最后毕业论文都具特色，受到答辩专家好评。此后形成制度，我室每年招收5至6名研究生。自1983年，我室与运筹学教研室一起，正式批准为“运筹与控制论”学科硕士点。这样既培养了控制论人才，也提高了教师的学术水平。这一批及后来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人都有出色的表现，成为优秀的学者，其中除陈树中留校，充实控制论队伍外，有的成了大学校长（如王行愚成为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大学教授，也有些成为企业骨干或创业合伙人。如陆吾生获得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控制论博士学位，现在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并于1999年获选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对“多维和多速率数字滤波器和离散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做出贡献。陆著作丰富，经常回国讲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4）系统科学博士点的获得。由于学科间的纵深发展和横向联络，使学科交叉应势而生。八十年代末，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大学科平级的一级学科“系统科学”。鉴于华师大以郑毓蕃为代表的控制科学科研工作，在分散大系统及非线性控制系统的代数方法(法国学派)研究上走在前沿，引领潮流，终于在1994年获得“控制与智能系统”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后因学科名称规范需要，改名为“系统分析与集成”。至此，我校控制论学科的创建，迈上新台阶。几年以后，我校又获得了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系统科学博士后流动站。
控制理论教学成果的核心是培养一批控制理论人才，当今大部分活跃在控制科学的业务领域。
（二）控制理论的应用研究成果
我室的科学研究是从现代控制理论的应用起家的，注重应用既是我室的特色，也是赖以发展的依据。特别是LQG控制系统的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例子。一为由郑毓蕃在上海调解器厂完成的单晶硅拉制过程的计算机闭环控制的数学模型设计，运用了现代控制理论。这个成果日后又在中科院冶金所得到拓展。由于该所有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中型计算机，参加协作的研究人员科学素质高，对我室提出的一套控制数学模型，能很快编制好程序，并稳定而可重复地在单晶炉控制系统上完成。成为我国成功地应用现代控制理论于生产过程实时控制的第一例工程项目。中国科学院同行对此项目评价很高。八十年代，这个控制案例被编进清华大学自动控制教材，并获得上海市科学大会奖。另一例为我室与上钢五厂计算中心（以夏天池工程师为代表）长期合作，技术革新，使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项目接连开花。先是郑毓蕃、王家声完成了上钢五厂力学持久机计算机温度群控的数学模型设计。接着阮荣耀、胡启迪、汤羡祥、王新伟等在上钢五厂又成功地完成蠕变炉群控、灶式退火炉及电渣重熔的生产过程计算机实时控制温度的数学模型项目。这些项目用一台小电脑替代了多套用PID经典控制理论设计的老设备，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控制精度，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作为上钢五厂的重大项目，华东师大是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单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上钢五厂一起，多次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
应用成果还从生产系统拓展到社会系统。80年代初，胡启迪与杨庆中一起，长期与我校人口所桂世勋教授合作，在上海市人口预测、人口普查、人口迁移、人口控制等课题上用现代控制理论方法，做了定量研究，提供了有关论文。并与宋健、于景元在全国人口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呼应。结合教育系统的特点，胡启迪又在系统科学在教育系统中的应用方面做了普及工作。记得80年代初的某天，校长刘佛年教授，把胡启迪请到他家里，听取关于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一系列介绍，并探讨、研究了在教育科学领域的应用，在其指点下，做了以下几点工作：（1）承接国家教育部委托的语、数、英等科目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系统调查工作，胡启迪、田万海作为数学学科的负责人，在中教组许鑫铜、赵小平等的全力合作下，在我国首次完成了大规模学科抽样评价。数学方面的成果，获得1990年国家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2）在教育科学院、教育管理学院，多次为研究生、大学生开设“系统工程及其在教育系统的应用”课程，并编写讲义。（3）与校教科院合作，参加教育部“全国人才预测与规划”大课题；（4）在全国的教育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范围内，与天津大学、华中理工大学、西安交大、上海理工大学一起开展学术交流工作。
合作研制中国CCSCAD（中国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系统。八十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我室主要承担“线性多变量控制系统”部分，阮荣耀、王新伟、郑毓蕃、陈效鼎、陈树中、王珂及研究生陈曙玲等参加了项目的设计和编程。该项目获得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外，以中国电工厂“热处理系统”为背景的控制模型；与市建委合作的“上海市市内高速公路实时模拟系统”；与航天部研究所研制的“导弹实时数字模拟系统”等项目都取得了相应的应用成果。
（三）控制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的郭雷院士、北京大学的黄琳院士、清华大学的金以慧教授在九十年代一次国际自控联合会（IFAC）大会上，报告《自动控制在中国的某些近期发展》，向世界各国控制论界介绍了我国近20年自动控制理论的进展，其中提到华东师大控制论教研室的研究工作，正是我室理论成果在当时的一个缩影。
利用微分线性向量研究了非线性可观察性问题，并用统一的方法处理了线性与非线性逆（郑毓蕃、曹立，1993）。
利用某些非线性特性，开发了‘自抗扰控制器’（韩正之，1988年）
八十年代中期，袁震东及合作者研究了线性随机系统“黑箱”传递函数的辨识问题，证明了传递函数估计的协方差等于信噪比的渐近公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教研室教师向国内外控制论杂志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余篇，并完成了近10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到了2005年左右，我们团队内又有人关注“复杂系统及系统复杂性”的研究，特别是对群体行为（Swarm）及协调控制（Cooperative Control）问题的研究。为此1995年国务院学位办决定成立系统科学学科评议组，郑毓蕃被提名为评议组成员，直至2007年。
积极参加社会学术活动，扩大对外交流，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国际上有一个“网络与系统数学理论（Mathematic Theory of Network and Systems）”,简称为MTNS,的系列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核心成员是控制理论方面的数学家。七十年代末开始，每两年举行一届会议，1986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召开的MTNS年会上，郑毓蕃被邀请作了45分钟大会报告。他还参与亚洲控制会议的筹办，并担任第三届亚洲控制会议主席。积极参与中日、中韩、中瑞（典）等双边控制论峰会。1988年IFAC第8届系统辨识国际学术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由陈翰馥院士任大会主席，袁震东（七、八、九届系统辨识会议国际程序委员）与各国程序委员一起，参加了会议论文的选录。在上海地区，在上海数学会旗下，我们与复旦数学系控制论组联手，促进上海控制理论的发展，开展了许多学术活动。特别在1992年由李训经教授和胡启迪负责，在我校举行了“CSIAM系统与控制数学分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全国众多专家出席，算是一次控制数学盛会。
前排左起：辜建德、胡启迪、刘永清、王康宁、江文华、李大潜、曹锡华、陶增乐、李训经、司徒荣、陈祖德、吴智敏；
二排左起：陈彭年、邹云、曹立、韩正之、袁震东、王翼、伍镜波、陈亚陵、阮荣耀、刘坤林、彭实戈、陈叔平；
其他学者：雍炯敏(三排右4)、郭雷(三排右1)、陈树中（后排右1）；
融入系统科学的创造，积极参与学会工作，推动学术活动。为促进系统科学的发展，在前辈钱学森院士和关肇直院士的直接推动、组织下，凝聚了全国工业控制界、数学的运筹控制界、经济管理界和各行业系统管理界人士，于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由于华东师大控制理论的工作，胡启迪被选为首届理事。九十年代，中国工业应用数学学会（CIAM）成立，袁震东被选为CIAM理事会理事。九十年代中，郑毓蕃增补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胡启迪在数学会、系统工程学会，袁震东在CIAM、自动化学会，积极参与工作，扩大华东师大影响，促进全国交流。
当我们这批年逾古稀的人，回望 40多年来新学科的创建历程，检阅所取得的成功与成果时，深深感到：我们创建的历史是无法复制的，但创建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精神、规律是完全可以借鉴和再实践的。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联系实际”的大浪卷进潮流，改变了队伍中每个成员的原有知识结构与专业方向。这种改变，开始有些被动和不经意，但在与工程问题广泛接触中，找到了新学科的前进方向时，我们又如此兴奋，以中国自己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勤奋和奉献去探索新的路程。特别恰逢中国出现全面改革开放大好局面，“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创新之路的成功。由此启示我们，在人才培养道路上，打破理、工、文、管（理）割裂的弊病，重视“问题导向”，引导创新意识，也许能给“钱学森之问”的破解，有所参考。实际上在发达国家，这种知识结构的不断转型，在人才培养途径上，是常见的现象。不少人本科是数学，博士修工程，后又在企业搞实际应用，在科研院所兼职。我们应推进这种人才流动、知识结构更新、自主创业的良性机制。
由此审视我们控制理论原创队伍的嬗变，也不足为奇。随着社会发展，学科进步，除一部分坚守原阵地，做出新贡献，还有一部分，带着“系统控制”的理念，向社会辐射、渗透，走向新岗位。其中汤羡祥去了经济系；周玉丽去了统计系；郑毓蕃、陈树中、王新伟先去了“应用数学研究室”，开辟研究项目，后又去了计算机系，2006年后郑毓蕃又回到数学系研究中心；陈淑去了校行政；陈效鼎为数学系创建了计算机中心实验室；马国选投身数学系资料室建设。而胡启迪也自1984年始，全身心投入数学系系主任工作，1992年又调往市高教局担任副局长，转身高教管理。虽然原创队伍身处各方，但当年在创建控制理论学科时的艰辛历程，奋发进取，精诚合作，成为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深感要确保一个集体的创业成功，是需要一种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包含以下要素：
坚持实践与科学创新的精神。我们的成功来自于实践，谁也没有给我们设计好一条前进的路线，都是我们脚踏实地边实践、边探索、边校正、边前进，实时控制，走向彼岸。在实践过程中社会的风云变化，环境的多种诱惑，干事的磕磕碰碰，师生的不同要求，都需要我们一件件落实。每逢转折关头，“下面怎么办？”的问题，经常会困扰我们。此时惟有咬咬牙、坚持住，确保了我们的成功。贵在坚持，弥足珍惜。从全国来看，我国七十年代以前的自动控制教育研究与现在的控制理论教育研究比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我们组从控制理论中LQG系统的应用出发，发展到对系统辨识自适应控制、鲁棒系统、群体行为及协调控制、大系统、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过程。九十年代末大数据和智能控制兴起，我们组的部分师生又投入到数据挖掘、智能计算（如遗传算法、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等领域研究，并在宝钢研究所取得初步成果。研究该领域的研究生解决炼钢中某些难题，而多次获得宝钢的奖励。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控制理论难以发展。敢于抓科学前沿问题，也是创新的表现。因为控制论本质上是一门技术学科，它与数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控制论专家Astrom最近说：控制论无处不在，但它是一门Hidden Technique(藏在高科技背后的技术)。技术是飞速发展的，它的理论必须不断更新。
艰苦奋斗与乐于奉献的精神。探索的路上，困难多多，当年的年轻人，只知排难，不计名利，搞科研与“钱”没半点关系，最大荣誉是一张大红喜报，关心的是事业的成功。为此，日夜奋战，全身心扑在岗位上。不管是远在吴淞的上钢五厂，还是外地的胜利油田，只为找到课题而乐，不惜每次路上耗费的漫长时间。当时去市计算中心和华东化工机房上机，因用机紧张，多半排在半夜里，而计算机是用晶体管造的，容易发热，所以放置在恒温的机房内。进机房要穿棉大衣，夏天从机房出来，好似进了桑拿浴室。程序和数据要用穿孔的纸带，用光电机输入，时常为打错一个孔，而重新排队登记上机。在学科创建中，总有些人走在前面，披荆斩棘，攀上险峰，他们的学术成果为学科增彩，但谁人知晓他们为此奉献了多少心血、心智。同时为了学科发展，需有一个总体布局，创造条件让一些同志先去国外进修，这样留下的同志又乐于挑起研究生工作和基础教学的担子，保证学科发展不断线。讲奉献，你忙我顶，有难同当，凝聚了创业的人心。
相互关爱与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组青年教师多，配偶分居两地多，居住条件困难多。虽然大环境比较艰苦，但作为基层组织，总是竭尽所能，关心疾苦，尤其是徐振寰同志，有颗善良关爱之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经常一起家访，了解困难，并积极向上反映，最终解决了所有两地分居问题，并改善部分居住困难问题。事业的发展，少不了同志间的互爱与协作，尤其学科的创建需倾团队之力，而非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作为一个管理者，要用人之长，避其所短；作为个人，要学人之长，摆正位置。营造协作，团结的氛围。牢记“合则进，散则衰”的道理。这是保证集体创业成功的润滑剂。
发韧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华东师大数学系控制论创建实践，是由一群毕业于60年代初的青年人开拓的。所体现的集体创业精神：坚持实践与科学创新、艰苦奋斗与乐于奉献、相互关爱与团结协作，永远闪耀在创业者的心间。
2015年4月老战友合影。
左起：陈树中，陈效鼎，胡启迪，杨庆中，毛羽辉，阮荣耀，郑毓蕃，袁震东
本文经删节后刊于《文脉——华东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