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2日)
2013年12月12日是陈昌平先生90周岁冥诞，开春4月清明时节，我去福寿园扫墓时，曾在宜仁园宁静清雅的陈先生墓碑前，鞠躬致意，低首沉思，寄忆往事。
陈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十年前，是邹一心兄在电话中告知我噩耗的。他又说，因时值"非典"施虐，一切公众活动停止，丧事也就从简了。对此他十分无奈， 但悲痛崇敬的思情溢于言表。我知道，在陈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一心兄与陈先生一起，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基础教育的一期课改，呕心沥血、倾身投入，主编数学教材， 形成了“编教材”团队，为华师大数学系争了光。在朝夕相处零距离接触中，他既被陈先生的探求真理品质、严谨务实作风所感染，也被陈先生的创新改革思想、先进治学理念所折服。 他多次跟我谈到了陈先生深刻的教育改革理念，精致的处理教材思路，周到的中学教师教材培训方案设计。由此使我想到，我们必须十分珍惜、珍爱陈先生这份珍贵的遗产， 当我们总结华师大数学教育发展成果时，陈先生的数学教育理念和实践，必是可供研究和挖掘的闪光宝藏。
我受陈先生的恩泽，是从1961年开始的。1961年我毕业留校，踏上教师岗位，分配在新兴的微分方程教研室，拜师在陈昌平先生足下，从此开始我一生的教育工作之旅， 其中1961年至1964年，整整三年，是我工作之旅的的第一站，也是我充满幸福，内心充实，难以忘却，刻骨铭心的三年。我的事业从这里起步，我的教学、科研能力此时开始锤炼， 我的成长道路由此而践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陈先生的影响。
当时正值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高教六十条的大背景，因此高校内掀起了按教育规律办学的热潮。打基础、重教学、尊师长、攻科研成为风尚。 我有幸在这样的情势下迈开工作之步。
三年里，我的教学任务是辅导《数理方程》，先师从周彭年先生辅导58级学生，后师从陈先生辅导59级学生，在此基础上，我又辅导了60级、61级学生。 其中59级是我校第一届正规五年制学生，《数理方程》的学时数是一年，这是史无前例，仅此一届，也后无来者的。这一年（1962年）就是由陈先生主讲的。 他优美的板书、铿锵的语调、严谨的用词、对定理内涵的剖析，引人入胜的推导、提纲挈领的总结，把讲课升华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配以端庄的仪容、有节奏的讲台踱步、威严的风度， 给人以教学美的享受。陈先生的教学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也潜移默化地传承给我，我又从周彭年先生的细致入微、层层剥笋般的剖析，与同学答问式的讲解， 全身心投入讲课角色的风采中吸取营养，使我打下了扎实的教学基础，逐渐形成了日后自己的教学状态。很长时间，我一直保留了陈先生的讲课笔记， 以及在此基础上自己形成的习题课讲稿，作为纪念物。记得68届张鹭平同学，1978年报考偏微分方程研究生之前，曾向我借去了这套资料，也算发挥了文物作用。 经过陈、周两位先生的教学熏陶，1963年陈先生又给我压担子，把为物理系59级理论物理专门化的《积分方程》主讲任务交给我，当我有压力时，他鼓励我：“讲课就是学课， 独立开一门课的过程，就是学到一门课真髓的过程。”当时在陈先生的鼓励下，走上了物理系讲台。我用苏联彼得罗夫斯基的俄文原版《积分方程》为教材，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得到了学生的爱戴。陈先生把我推上了教学新台阶。
三年里，我的科研训练，是在陈先生的引导下起步的。说到科研训练，记得早在1958年，在特殊的形势下，我作为学生，参加了“线性规划”实际课题工作， 当时8个同学在上海铁路局搞运输的线性规划，最后由我执笔写了成果总结，刊在《数学教学》上。但这仅是搞应用的尝试，还谈不上严谨的科研训练。真正的科研训练， 我是在这三年里，在陈先生的引导下起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系领导在规划基础科研时，确定以“广义函数”为共同基础工具，函数论、微分方程、概率论等教研室， 各有侧重地确立相应科研方向。当时微分方程教研室有几个科研组，为配合系里的“广义函数”主题，组成了以陈先生为首席的“一般偏微分算子”科研组，下面成员是： 师兄徐元钟、杨庆中和我。陈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科研训练要点：补专业基础（系统读苏联盖尔冯德的广义函数专着等）；读“一般偏微分算子”的系列文献；建立讨论班制度， 轮流作读书报告，提炼可供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并确立以瑞典年轻学者霍曼德（数学费尔茨奖获得者）流派的学术成果为学赶目标，邀请时任兰州大学数学教授陈庆益先生前来系统讲学。 我与庆中兄同住一寝室，除各人教学任务外，有空就读专着、论文，相互讨论，琢磨问题。那时候20岁刚出头，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毫无杂念，在陈先生的严要求下， 受到了难忘的科研基础训练。以后在独立探索科研工作时，这三年的积累，不时在起作用。在科研组内，陈先生的严谨学风，严格要求，心无旁骛，攻坚克难， 专志攀峰的学者精神时时熏陶着我。记得1964年春节，一天下午，大雪纷飞，科研组聚在师大二村113号陈先生家，讨论新一年科研规划，讨论一直持续到天黑。 那时的干劲，可见一斑，已成为常态。那天傍晚，刚巧是我与冯准确立恋爱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她在风雪中空等了多时，最后只能失望而归。当我开完会， 赶到约会点，不见她在，只能一根筋地直冲她家致歉，她家里人也毫无准备，成为风雪夜的喜剧。五十年前的一幕，成为人生的一景。映射着那个年代对事业的执着。
三年里，也践行、探索着一个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成长发展。后来系里曾有人称为“陈昌平道路”，我当时并不意识到这件事， 在我心里要遵循的是“又红又专道路”，所谓“红”，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服从组织需要，干一行专一行。因此，当时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同时， 乐挑教工团支部书记的担子；与全系青年教师一起，探索“管教管导”的新路子；深入教室、宿舍，贴近学生、热爱学生、了解学生，形成新型师生关系；青年教师中， 鼓励治学好学风，与史树中一起，创办壁报《开拓》。作为知识分子党员、教研室主任的陈先生，确实对我起着“红”的正面影响。陈先生的一生中，在几个关键时刻， 都是按党的要求，干一件事，专一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华师大初创时期，强调师范性，探索如何培养一大批教师队伍问题，他积极翻译苏联教材，为 形成基础数学教材教法体系作贡献；五十年代末，为开拓新的应用数学分支，创建“微分方程教研室”，他勇挑首任主任重担；文革后，拨乱反正，他又重拾残局， 承担培养“微分方程”研究生责任；当系里布局，壮大数学教育实力时，他又在年近古稀之年，转身研究数学教育。首先他出面邀请荷兰数学教育专家弗里登塔尔来系讲学； 又通过对国内外数学教学的比较研究，着书立说，并受邀步入国际数学会议论坛；由此开辟了数学系数学教育与国际交往的通道；主持编写课改教材，汇聚经验，倾注心血， 从而获得了中国着名的数学教学奖――苏步青奖。陈先生的这些品行，催赶我在又红又专道路上前行，几十年来，我践行着、反思着、斗争着、信守着，塑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无怨无悔。
1964年后，客观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风频吹，我与陈先生一起随大队伍去皖北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我与阮荣耀、史树中三人又继续留皖北“四清”， 徐元钟兄又调离师大，支援组建“半工半读师院”，这样四人科研组也就涣散了，接着就是十年文革，三年的科研小组“蜜月”，从此结束。
此后我与陈先生同在系里，但少有工作交集，失去了陈先生的直接教诲。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遇到疑惑时，总想到向陈先生求教、倾述，他总会给我指点。 刚到安徽“四清”，孤身一个教师在一个小生产队，与地方工作队碰到很多思想和作风上的冲撞，无处倾诉，我只能跑到大队部，找陈先生得到劝慰；当我在人生的转折期， 下不了决心选择时，我又会去陈先生处听取意见。记得1984年系里要推我当系主任，1992年市里要我担任高教局副局长时，我处于极度矛盾的选择中，从内心说，由于种种原因， 不想离开业务岗位。我向陈先生诉说后，他说：“我看你搞业务，搞管理两条路都行，都能做事。但现在组织上要你去挑管理担子，你还是要高兴地去。”导师的话，促进我下决心。
2001年晚秋，在华东疗养院遇到了陈先生和李汉佩先生，此时他正与病魔在顽强搏斗，但他心很宁静，我问他正看什么书？他说：读一些古书消遣，正对《易经》发生兴趣， 思考人生。当我们今天也步入古稀之年时，思考陈先生的言行，有许多会引起我们的共鸣、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