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入程其襄教授门下攻读数理逻辑专业的研究生。程先生是四川万县人，我校数学系二级教授，留德博士， 长期从事函数论、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的研究。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就在家中的书房给我们授课，为此还特地准备了一块小黑板。先生指定的教材都是英文书， 上课时，他不细述书上的具体内容，而是侧重于讲解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重要命题的证明思路，进而理清概念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揭示理论“背后”的东西， 并讨论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与前提，遇到关键之处和重点、难点，还要在小黑板上写上几笔。这种教学方法，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也提示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 真是受益匪浅。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自选的，名为《逻辑类型论的演变和发展》，这一选题颇为先生赏识。首先在于选题的重要性：它是现代逻辑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国内的研究基础薄弱：很少有人涉足，即便提及也是零散的，引述的又均为第二手资料。程先生对做论文的要求是：必须从第一手资料出发， 作系统的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为此，我去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英文资料，包括怀特海（A. N. Whitehead）和罗素（B. Russell）合著的三卷本的《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拉姆塞（F. P. Ramsey）、奎因（W. V. O. Quine）和王浩（H. Wang）的有关著作及论文， J. van Heijenoort主编的《From Frege to Gödel》等等，对逻辑类型论的起源、演变过程直到最新发展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探究，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程先生对后学爱抚有嘉、处处提携，使我深受感动。记得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莫绍揆教授主持召开“全国数理逻辑学科带头人小型研讨会”， 先生在应邀之列。我当时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先生让我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于是我“享受”了学科带头人的高规格接待，也认识了不少学界专家。 我的第一本著作《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1989）是先生审阅的，之后，先生又亲自为我的另两本著作《广义模态逻辑》（1990）和《相干与衍推逻辑》（1993）作序。 再后来，先生把他负责的《辞海》的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辞条的编写和修订工作全都交给了我，凡此种种，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程先生酷爱读书，是图书馆的常客；他知识渊博，有深厚的科学和哲学素养，德文、英文、日文都好。听说文革中考教授，试图证明教授是草包、不学无术， 结果先生考了全校第一，由此传为“美谈”。
也许是德国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咖啡加面包是先生早餐的必备“菜单”。于是，看望先生时，就常送咖啡给他。先生兴趣广泛，平易近人，和他聊天是一大乐趣： 从学术研究、中外文新书、社会新闻直到围棋、足球，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我时常想起先生的教诲，它鞭策我像先生那样为人和治学。今年是程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追思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