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是什么，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最幸运的是曹先生在三十年前把我收为他的学生。成为曹先生的学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从先生那里我不仅学到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而且多年来的耳濡目染，我更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做人的大气。今天在这纪念曹锡华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 我想通过一些先生当年说过的话来缅怀先生一生的高贵品质以及对学生的影响。
1981年作为77级的本科生的我是关键的一年。快要从苏州大学毕业了，又想读研究生。但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里，尽管作了报考准备，我为往哪儿考， 考谁的研究生而不知所措。系里代数教研室的王秀和老师曾在华东师大进修过，她建议我报考曹锡华教授。抱着一个碰碰运气的心态，我报了华东师大曹锡华教授。 就这样，我考中了！我自知考得并不出色，故对此机会万分珍惜。发誓要好好干，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来到华东师大后，我更看到了自己与其他研究生间的差距。在苏州大学，我代数学得太少了！系办公室的马继锋老师曾告诉我：当时已没有其他老师准备招我了， 是曹先生的“你们不要，我都要了”这句话，我才得到了这个决定我人生的机会。
先生教学是有一套的。“期初考试”是他的发明之一。记得我读研一时的一门课是代数基础，直接用Jacobson的Basic Algebra一书。 关于这套书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88—89年在Virginia大学（以下简称UVa）访问时听说可以非常便宜地买到。原因是此书刚出版，由于书名的缘故， 很多人认为是一本初等代数书，买了以后才知错了。于是大量的几乎和新书一样的书被投放到了旧书市场。
我们一开始就读第二卷，并直接用原文教材。而我连第一卷都没见过，读英文教材更是第一次。为了跟上先生的教学进度，一方面恶补有关第一卷的知识， 另一方面就是做大量习题。先生说“王建磐他们解答了Atiyah-MacDonald交换代数一书的全部习题。”那我就学着解答所学章节后的全部习题。即使这样， 先生认为我们还需要反复琢磨，所以就把期末考试改成期初考试，这样可以让我们用二个多月的暑假去彻底消化所学内容。 我的代数基础和英文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给逼上去的。
就像先生的“八十年回顾”的回忆录短文中所说，为了让学生学到最新的知识，他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就是请外国专家来师大讲学， 鼓励年轻教师出国访问学习。在我读研期间，外国专家几乎每学期都有。记得德国教授Jantzen来访时，要我和席南华陪他去看杂技。因为是第一次学生单独陪， 我比较紧张，怕到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先生知道后就说：“不要紧张，去混混。”这简单的三个字“去混混”却道破了学外语的奥妙。跟洋人说他们的语言， 我们只能凑合混混而已。先生的鼓励，确实为我们壮胆不少。我这一混就混了二十年多了，都到国外混饭吃了。其实就是先生教的那种心态， 才让自己处事坦然，“混”得自如。
与其它科研相比较,做数学是比较孤独的。独立性这一关对学生来讲有一定难度。可是先生在这方面对学生的培养独树一帜。
首先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很快获得成果。王建磐老师解决了Humphreys提出的一个问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博士之一； 叶家琛老师的研究成果在上文提到的Jantzen的推荐下以Ye’s result很快进入国际视野；时俭益老师学成归国，手里拿的是一本“黄皮书”， 他的博士论文变成了Springer出版的黄皮系列丛书的第1179号！这些成果激励着我们新一届的研究生。而在国际上ECNU Group也已初具规模。
先生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材料。三年的硕士读了近两年半的书和论文。通过大量阅读，积累知识，希望我们从中找到问题，然后再设法解决问题。 这一方法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存在难度的，有时甚至感到痛苦。但是这种训练对以后独立做研究至关重要。在上述提到的老师们的帮助下， 我们都很快完成了硕士论文。记得几年前在我的一份升职申请中，我就提到过自己的博士导师曹锡华教授所倡导的独立研究对我研究生涯的深远影响。
我博士论文在时剑益老师的具体指导下顺利完成，并由MIT知名教授G. Lusztig推荐，顺利被美国Virginia大学（UVa）邀请做L. Scott教授的博士后。 这是1988年2月的事。UVa当时请那儿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打电话给先生,告诉了这一消息。先生第二天一早就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当时我已留校， 并兼任系主任邱森老师的外事秘书。在那个年代，出国留学是“凭票供应”。即凭教育部发下来的特制表格，发一张走一个。为了应对这一新措施， 学校不得不对本校候选人进行排队。刚留校的年轻人不予考虑。先生的消息并没有让我开心，因为我担心走不了。先生说：“我们来努力。”
当我一拿到UVa的正式邀请信，就奔向师资办申请。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来，不会考虑的”。我几乎泄了气。但是过了不久，师资办来人找我，告诉我被排上了， 原因是校长签了字。我当时没搞清是怎么回事。
后来先生告诉我：“我五次找校长，有两次是在医院的病床前！我告诉他，这是我的学生，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你必须签字。”这就是先生的为人， 这就是先生对年轻人的扶持。在先生这样的帮助下，我才比较顺利赴美，使这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才没有付诸东流。
先生得癌症的消息我是在国外听说的。老天有时就是不公。对这么一位大气、开朗、平易近人、亦师亦友的老人也不放过。手术后的先生生活有诸多不便， 每次我回国总是见上一面。后来几次常常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
先生看到我时总是谈笑风生。问问我的科研情况，问问我的家庭情况。当他扬扬手中的论文并告诉我，他在啃Langlands的文章，想把它弄个明白。 我顿时肃然起敬，并感到惭愧。我们的先生不需要刻意教学生什么，他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行动来教导学生，鼓励学生。
我不会忘记每次和先生谈到国外生活时，他总会问：“还没有孩子？要有个孩子，没孩子不好。”是啊，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一事耽搁了。 我好像也无法向先生交代。2004年11月Andy出生后，我就请王建磐老师代为转告先生，“杜杰有儿子了。” 一年后当我正在访问UVa之际，并计划访问结束就飞回中国， 带着Andy一起去看先生，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让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然而让我欣慰的是先生在走之前确确实实知道了我有儿子的消息。 我没有福气看到先生听到这一消息时的表情，但先生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作为学生，我会永远铭记先生的教诲，并把先生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曹先生，学生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