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十年“文革”了，不可回避，因为“文革”虽然给每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痛，但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洪流带给我们的，决不能由个人来承担。在我的经历中，反而认为应该为我系在“文革”中的作为大书一笔。望能与健在的前辈们及朋友们商榷。
正是由于李、程两位先生及魏宗舒、钱端壮、曹锡华等前辈先生们的带领，我系一直处于一个融洽、和谐、友好的氛围中，加上各位前辈老师和同事们、朋友们都是善良、正直之人。故“文革”的风潮在我系起浪是不大的，甚至是有收敛的。以例为证：
一、“文革”开始我校的“八四”学生在大操场斗学者权威，事后，当时总支田禾文书记把我系的老先生安排在数学馆内，以作保护。其时曹锡华先生不知情来数学馆问出了何事，田书记暗示董纯飞先生与我告知曹先生，叫他快点由丽娃河边回家以免被学生撞见，使曹先生避免受到冲击。
二、由此风潮影响，特别工宣队进校，此时，批斗之风更甚，我系也不可能例外。但是各位回想一下，我系曾有过逼供信吗？当时有不少单位都有把人逼得自尽的，我系有吗？至少我没听到过！这是我系当时的领导和教师都有善心的一面，真正按政策办事，坚持人性的底线。
三、当时各单位都有派系，有文斗甚至于武斗，我系不要说武斗，连文斗也没有。当然口号会叫得响些，但是动口不动手，那时叫得不响能行吗？应该说十年“文革”我系是在较其他单位更和缓的形式下度过的。
四、“文革”中很多单位都有挟私报复、批斗他人之事，我系曾有过吗？当然没有！
五、以我个人经历为例：出身资产阶级，父亲右派，有一好友是当时被误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其实集团中并无什么“反动言论”，只是大学中朋友之间喜叫外号，什么导弹、教授、超波⋯⋯等，毕业分配去各单位后，通信中仍如此称呼，却被某军事单位定为这是间谍暗号，定要他们交代反革命行动，涉及的人在各自单位中都被逼供信，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此时，好友的单位来我系要求揭发配合调查，但系里据实，只是要我写一些材料，不仅没有如他们的逼供信，甚至没有限制我的自由，只要提供些材料，本来就是没什么，我只提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等，也就完事了。
记得刘宗海兄安慰我说不会贴我大字报，更不会批斗我，而要我注意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黄丽萍老师在我系教师下乡斗批改回校总结评论各位教师时，对我作了一个“对贫下中农有感情”的肯定，当然其时应景也说了我要改进的一面。就是这句话，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故我对她也一直感激在心的。在此谢了！（说明：我们当时好似在马陆公社“斗批改”。我们居住的的生产队长的弟弟有严重的类风湿病，双腿几乎很难行走，而我弟弟当时正在二医毕业待分配，我为此托我弟去二医老师处多方打听，求药求医。可惜当时无特效药，仍然无法看好此病，而黄丽萍老师看到了我的努力，故回校总结时，肯定我对贫下中农有感情。）
我个人认为不应回避这十年浩劫，在这历史的洪流中，我系自不能逃避。但在回顾中，其间虽有不少使人遗憾、不尽人意之事。但事情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人在此时添火加油，甚至失去人性的底线。而有人却在此时只是随潮而动，始终坚持人性的底线，以正直善良之心待之。而我系即是后者。这也正是一直传承下来的融洽、和谐、团结、友好之风的结果。我感恩我能在华东师大数学系工作。
一、“文革”初，1966年10月31日我参加由胡启迪兄、华煜铣兄为领队，共十一位好友组成的“向北京长征队”，历时52天，其中步行36天，历程1200多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北京。我们随身都带了包袱，我带得最轻，是24斤半。一路上大家互相帮助鼓励，经历了各种困难，经受各种考验，终于达成目的。这是我们每人终生难忘的经历。
二、“文革”期间我还参加物理系的工作。曾经帮该系建立了“印刷电路板”车间，从绘图、涂料、照相、蚀刻、去铜、镀银等工序直至正式成品。当时的产品还很受欢迎。其间工作了大致两年，很高兴地与物理系赵安邦老师等三人相处非常愉快，离开后也能保持联系。
黄丽萍、马继锋、徐钧涛等老师的微信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