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视我为家人，为朋友。有一次，先生谈到他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他说：当时提倡要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他很疑惑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所以想先看看，弄明白缘由再说，故他发言时没提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把理科的他与文科的许杰先生请去，把他俩分别请到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两旁的房间内，启发他们对党提意见，一连几天，使得先生更疑惑了，怎么会有如此作为要别人提意见的，所以他更坚持不提。结果避免了一次人生大劫。可惜，许杰先生没有守住，结果成了上海市的大右派。
先生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平生只与书本、学术打交道的书生，能有如此清晰的政治洞察力,不得不使人发自内心地敬佩。先生告诉我这段经历，也是对我的的警示和保护。
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不少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但在我与先生有如此多的亲密接触中，几乎没有听过他有怨言。唯一提到过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因先生的职务有特价券，不需粮票，可买高档点心。当时先生好意，自己省下特价券买了点心招待教研室老师。不料，“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说他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别人，先生很伤心的说，他想不通。
在文化界总有些学者相互轻视、贬低，但我在与先生接触中，从未听到过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