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先生的相处中对先生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先生在我心中逐渐树立起了一座高大道徳丰碑和人品楷模。
先生一生担任过不少公职，对待公职他一贯地尽职尽力，公正严明，公私分明，从不谋私。
对他领导的科研组，他总是尊重系里的安排，从未要求任何特殊照顾和干涉过系里的工作。
作为某一方面的负责人，总会有某些资源，即便是为政最淸廉，律己最严格者，也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为亲人朋友提供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便利。
但是先生更为律己，在“文革”后本市首次评审高校教师职称中，先生因为是高教局副局长，故担任职称评审组的组长。由于这次他的女儿、女婿和我都提出了申请。当然，当评审到我们时，先生只要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也会对我们三人的评审有利，同时又完全合法合理，无可指责。只是先生为了做到绝对的公正公平，也为了避嫌，在讨论任何具体问题时，他一律不出席。直至评审结束后很久，也不见先生告知结果，当我问了他后，才知先生从未过问此事。后来我去问了参与评审的程其襄先生，才得知我们三人都通过了。先生当然高兴。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有目共睹。
先生只有一位哥哥，在先生离家深造时，由他哥在老家操持家族事务，在解放初的土改扩大化时被镇压了。先生在外知晓后，立即赶回家料理后事，并安慰嫂嫂说：今后，只要嫂嫂在世,他一定拿出工资的一半抚养嫂嫂一家。
此诺一出，先生一直守诺，甚至在“文革”中先生工资被削也不变。更使人感动的是先生病危时，还叮咛他的女儿李玉茜老师，在他过世后，他的子女仍要负责赡养嫂嫂。
此事是我在先生病危陪夜时亲见，怎能不为先生守信重诺的高风亮节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