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系里在1977届学生中选拔了六位拔尖学生，其中有一位刘为国，后出国深造。1985年我去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此事被我友得知，正巧刘为国的母亲与我友同为学校同事，正在同事间打听，是否有朋友去美，可顺便把刘为国已在美读博的哥哥刘为民的六岁小女儿带去。此时，我友告诉她我正准备去康奈尔大学，而刘的哥哥正巧也在此校，其时,刘母大喜过望：怎么能如此巧！同时约定买同班航机，并告知上机事宜由她（刘母）安排。与我同去者还有陶增乐先生。
届时，我们一行三人（陶、我、小女孩）到了登机口，直接有人领我们登机，特别奇怪的是，把我们通过机内楼梯，带到飞机二楼的一间房间，很宽畅，大约只有十只座位，安排好了，也无他人。直到进入美国后，好似头等仓有空位和机师要休息，就把我们领到了头等舱，直至纽约。
我把飞机二楼称为特等舱（不对外），这样，我首次出国，受到了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哈哈！此后，不要说特等舱，连头等舱，商务舱都离我很远，只有经济舱了。此事，不知陶增乐先生还记得吗？
现在来说说这特权的来龙去脉：原来刘的父亲在市里也是个高级干部，后受潘汉年事件之累，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过后，平反受重用。他又与上海航空公司的领导是好友，此领导的一句话,让我与增乐先生享受到一次“飞来”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