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片段(三)

戴崇基

记得当年系里在1977届学生中选拔了六位拔尖学生,其中有一位刘为国,后出国深造。1985年我去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此事被我友得知,正巧刘为国的母亲与我友同为学校同事,正在同事间打听,是否有朋友去美,可顺便把刘为国已在美读博的哥哥刘为民的六岁小女儿带去。此时,我友告诉她我正准备去康奈尔大学,而刘的哥哥正巧也在此校,其时,刘母大喜过望:怎么能如此巧!同时约定买同班航机,并告知上机事宜由她(刘母)安排。与我同去者还有陶增乐先生。

届时,我们一行三人(陶、我、小女孩)到了登机口,直接有人领我们登机,特别奇怪的是,把我们通过机内楼梯,带到飞机二楼的一间房间,很宽畅,大约只有十只座位,安排好了,也无他人。直到进入美国后,好似头等仓有空位和机师要休息,就把我们领到了头等舱,直至纽约。

我把飞机二楼称为特等舱(不对外),这样,我首次出国,受到了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哈哈!此后,不要说特等舱,连头等舱,商务舱都离我很远,只有经济舱了。此事,不知陶增乐先生还记得吗?

现在来说说这特权的来龙去脉:原来刘的父亲在市里也是个高级干部,后受潘汉年事件之累,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过后,平反受重用。他又与上海航空公司的领导是好友,此领导的一句话,让我与增乐先生享受到一次“飞来”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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