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老戴写的回忆二舍生活的系列文章后，感慨良多。我也跟着补充一点。
我在1962年10月毕业分配留校工作后就与同时分配的五年级学长宋国栋、张起云以及化学系留校的宗巍、吴斌才、赵步东一起到崇明农场劳动锻炼一个月。当时已经是高校围垦的末期，快要把农场移交了。又是冬季，我们主要做些维持性的零星杂活。记得师大农场当时的领导是总务部门的一位武科长和王宝山同志。他们两位都已有些年纪了，但是干起活来比我们力气大得多，令人钦佩。
回校后我就被分配到第二宿舍居住，室友是同组的杨曜锠、唐仲华和陆大絢。后来唐兄调到科技出版社，调进了汪振鹏。再后来曜锠调到半工半读师院，吕乃刚也来住过。我在二舍一直住到1967年10月结婚搬出。没想到不久汪振鹏结婚分配到一间小室和我又成邻居（三居室里的10.5平米小间，有公用小厅和厨房）。我们两家共处约十年，男主一起探讨半导体，女主一起探讨厨艺和缝纫，小孩一起上学，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直到汪振鹏得病后获准改善住房条件搬到74式居住。
1960年起原来一村的教工宿舍不够用了，数学系新留校的青年教师都住到第二宿舍底层，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到二村教工食堂吃饭，互相交流，精力集中于教学科研，相处融洽，渡过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而1964和1965届的留校教师一毕业就去参加“四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返校。原来的单身教师“文革”期间陆续成家，离开了第二宿舍。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学游泳。建造在宿舍附近的简易游泳池为我们提供了学习游泳的好机会。像我在上海石库门七十二家房客的环境里长大，读的弄堂小学和初中，不知体育为何物，从没下过水。下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学会游泳，至少达到掉进河里不会马上淹死。因此和大家一起利用暑假学习游泳，学点理论，多多实践。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学兄因在练习时不慎喝了几口水而引起肚疼，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大家学好游泳的热忱。感谢许多学兄如周延昆、戴崇基、刘鸿坤等热心指导帮助，我终于突破换气关，能游几口气了，算是达到了最低标准。后来有了儿子，就决心在他少年时教他学会游泳。此时学校已经建成了一个标准游泳池，我就陪儿子一起去游，在泳池里多次遇见正在等待出国的汝敏，后来每次见到汝敏都会提起，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是装半导体。“文革”期间不搞数学了，空闲时间大家就学装收音机。室友汪振鹏初入大学时学的无线电，一年后转到数学系，他的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很强，教会我很多知识。我原先对无线电也有兴趣，看过一点有关书籍。一开始我利用家里的坏收音机重新安装成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当然少不了汪振鹏的指点。后来就开始装半导体收音机。从单管机逐步升级到超外差七管机。那时的虬江路市场充满了处理品晶体管、电阻、电容等等各种廉价电器元件。我们成了淘货的常客，尤其住在我们楼上的在业余工大工作的学兄周予更是上下班路上寻宝的好手，经常给我们看他淘到的“宝贝”，告诉我们哪里有什么好东西可买。当时第二宿舍热衷半导体的有不少，其中手艺最高的当数陈效鼎和毛羽辉。他们的作品最为漂亮，无人能及。我记得毛兄还送给我一个他把一个折断的钻头插在木质笔杆上制成手工钻子，是我制作印刷电路板打孔的好工具。当时大家都不宽裕，不舍得花钱购买手摇钻。我的一个小摇钻还是在淘旧货时化几块钱买来的，虽然有点偏心，仍然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自制了万用表和电桥等工具。
离开二舍成家后，汪振鹏淘到一个2吋半的示波管，装成一个电视机，虽然画面只有纪念邮票那么大，两家大小一起围着观看这个邮票电视，高兴得不得了。他也激励我去买了一个5吋示波管，装成一个连环画大小的电视机，这也是我的最高水平的作品。后来汪振鹏装了9吋的电视机，我则买到了一个飞跃9吋电视机。这时又开始搞数学，半导体热也就结束了。
后来我到法国访问时利用得到的津贴买了一台最低配置的8088 PC电脑回来。当时肖刚已经在我系任教，他是个电脑高手，也是从自装半导体起步的。他从国外回来时带回一个自己组装的“赤膊”电脑和“赤膊”的短波收音机。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电脑软硬件知识。学会自己动手组装电脑、排除硬件故障和升级电脑。回想起来，都要归功于汪振鹏和肖刚两位高手的指点。
至今想起当初第二宿舍的单身集体生活还是令人怀念，深深藏在我的记忆之中。